第十二章 金沙水畔（第9/20页）

增援的是川军刘文辉部。

刘文辉是一个倒霉的军阀。在争夺对四川控制权的军阀混战中，刘文辉因战败被迫退到了川南的偏僻地区。部队编制缩小，士气低落，缺乏战斗力。他的侄子刘元瑭原来是川军的师长，现在不得不勉强混个旅长，手下有四个步兵团、一个手枪营和一个工兵营，驻守在川南会理和西昌一带。刘元瑭得知红军抢渡金沙江的消息后，就一直处在惶恐不安中，因为他和他的官兵被告知，如果当了红军的俘虏一律会被砍头。刘元瑭的官兵也不知如何是好：红军真的来到这里，打吧，不是战死就是当俘虏；不打，避战也会被军法从事。而他们的“上级”刘文辉说：“红军找我这个穷光蛋，拼也完，不拼也完！”进入四月下旬，刘元瑭接到了刘文辉的命令：一、红军已向金沙江逼近，有渡江向西康前行的意图；二、红军长途跋涉，疲惫不堪，西康地区地瘠民贫，给养困难，后面又有追兵，必然不能久支，只要我据险阻击，等到中央军到达再转守为攻，定能胜利；三、西康崇山峻岭，悬崖峭壁，山路崎岖，人烟稀少，不利于大军周旋运动，红军必会被消灭在这里。但是，在分析了自己的实力之后，刘元瑭的军官们普遍认为：一旦金沙江江防被红军突破，川军就会即刻全线崩溃。虽然兵马未动就已心虚异常，刘元瑭还是强打精神布置了阻击任务。现在，他唯一祈求的是：红军将从云南的巧家和会泽附近渡江，然后直接攻击西昌。因为自己这里是渡江的正道，而红军一向擅长避重就虚。因此，刘元瑭在这个方向上仅仅部署了一个营的兵力，同时命令江防大队大队长汪保卿协助防守。

汪保卿已经被红军干部团的先遣队俘虏了。

汪保卿是当地人，厘金局的头目，他的手下都是江两岸的农民或船夫。他从没有见过红军，不知道红军有多厉害，因此，他不但没把江防当回事，而且认为发财的时机到了。刘文辉命令必须把南岸所有的船只拉到北岸，可他偷偷留了两条船做起了生意：单客渡江每人收洋一元，挑担子的加收半元；空马一匹收一元，马背上驮货物的收两元。汪保卿的命令是：“无论谁要渡江都得收钱，连邮差也不例外。”干部团先遣连最先控制的那两条船，就是汪保卿为了自己发财留在南岸的。

干部团先遣连攻击厘金局的时候，听见枪声的汪保卿从睡梦中惊醒，他带着几个心腹刚一跑到江边，就看见江面上的船正在运送红军。这是他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红军。当他听说据点里的人已经都被红军俘虏时，立刻顺着通往通安的山路向北逃去。逃着逃着，汪保卿实在害怕对渡口的丧失承担负责，于是又重新组织队伍开始反扑。

萧应棠的先遣连占领了路边的高地之后，遇到的川军就是江防大队长汪保卿的队伍。

红军仅打了个把小时的战斗，汪保卿的队伍就逃得没了踪影。

小小的阻击战结束后不久，陈赓率领的后梯队就跟上来了。为了夺取通安县城，干部团在陡峭狭窄的山路上快速行军。山路的一面是万丈绝壁，川军不断从山上向下射击，不少干部倒在了山路上，但是队伍并没有停止前行。接近通安的时候，川军的阻击更加猛烈，刘元瑭几乎投入了他所有的部队，数团的川军阻击着一个团的红军，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肉搏战中，刘元瑭手枪团二连连长被红军的刺刀刺死。红军的冲击部队最后冲到了指挥战斗的刘元瑭的身边，刘元瑭立刻下达了撤退的命令，率领残部仅四百多人向会理县城逃去。

至此，金沙江皎平渡口的南北两岸，都已在红军的控制之下。

刘伯承在江边仔细查看了水情，发现这里根本不能架桥。这时，红军官兵报告又找到了两条船，刘伯承大喜过望。在江边的一个山洞里开辟了指挥所后，刘伯承给中革军委发去了电报：“皎平渡已在我手中。有船七只，一日夜可渡万人。军委纵队五日可渡完。”电报发完，极度疲惫的刘伯承不禁心生万般感慨，他对身边的人说：“干部团的同志一天走近两百里的路程，是黑夜，又是难走的山路，还有敌人。一个人怎么能一天走这么远的路？他们走到了，而且还打了胜仗。靠什么？靠觉悟，靠党。没有这些，根本做不到。”

红一军团官兵在完成了佯攻昆明的任务后，奉命火速返回赶往金沙江边，于是官兵们开始了超出常人极限的急行军，四十八小时内跑出了整整三百里路。有些官兵因极度疲劳而掉队，遭遇国民党军和民团的追杀。红一军团一师好容易赶到龙街渡口，却发现这里的渡船已全被敌人烧毁。师长李聚奎为了把浮桥架起来，能想到的办法都试了。多年后，李聚奎回忆说：“我们用绳拴住门板，然后从上游一块挨着一块往水里放，可是由于水流太急，只架了江面的三分之一，就无法再架了。这时虽刚入五月，但金沙江夹在两岸高山之中，在炎热的太阳暴晒下，汗流浃背。我们整整架了两天桥，毫无进展。”同样心急如焚的军团长林彪在电话里不让李聚奎讲情况，只要求他干脆地回答“队伍什么时候能过江”。李聚奎被逼得一下子火了，在电话里和林彪顶了起来：“要是干脆回答的话，那桥架不起来，什么时候也过不了江。”林彪一听，比李聚奎火更大地骂了起来，骂完了问：“为什么桥架不起来？”李聚奎就把龙街渡口的江宽、流速、没有渡船、没有架桥器材等一口气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