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武家的祖坟上冒了青烟（第5/7页）

随着时局的进一步动荡，地方叛乱引发的社会效应，波及面越来越广。众多阶级、阶层和少数民族卷入这场时代的洪流，使得一个王朝呈现出末世狂舞的盛大图景，中华帝国也因此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政治乱象。

李渊经常会盯着帝国的军事版图，陷入沉思。一个王朝的大厦，要积累多少辛苦才能完成，一个即将崩溃的高楼，却不知道哪一阵风就会将它掀翻。他无法理解，杨广怎会如此挥霍先人留下的基业。

作为皇亲，他的内心既有深深的忧虑，也有莫名的冲动和迷茫。皇亲，一字之差，却差之千里。条件允许，谁都想去掉后缀，直接摘取权力王冠上的夜明珠。

李渊的忧虑来自于，帝国的巨轮将会载自己与李氏家族的命运于何处？莫名的冲动和迷茫，使他隐隐地感觉到，有一种叫作使命的东西在前方召唤他，他不应该与这样一个大时代失之交臂。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又何尝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李渊行事并不张扬，始终以旁观者的姿态注视着天下时局的动向。他只是冷冷地观望，以不变应万变。不是不变，只是时机未到。尽管能够得到朝廷的重用，可隋炀帝对他这个表弟始终心存防范之意。当然杨广的警觉，并不是专门针对李渊一个人，他通过时局传感器让帝国权力阶层的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得到这种不信任。

一次，杨广在行宫传诏李渊前去觐见，李渊托病没有前去。当时李渊的外甥女王氏是杨广的嫔妃，杨广就问她：“你舅舅为何迟迟不来？”王氏回答说李渊病得厉害。杨广似是而非地说了一句：“会不会病死啊？！”

隋炀帝杨广的这句话就传到了李渊的耳中，李渊大为惊恐。他比一般人都要了解自己的皇帝表兄。对于李渊来说，能够在隋帝国的权力场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官场的生存智慧自然是少不了的。

李渊从杨广对自己的态度里，解读出了自己在仕途上的黯淡前景，也同时解读出了李氏家族在帝国权力结构内的尴尬位置。因为距离权力高层太近，李渊要比别人更加了解帝国政治的运作规则，也更加明白受到皇帝轻视将会有怎样的下场。

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年底，李渊被擢升为太原（郡治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市）留守。太原是个相当妖孽的地方，自古为河东——山西地区的中心。历史上无论上古时代政治中心在中原，还是中古秦汉时期西移关中，以至于晚近以来北徙京蓟，它始终处于中央肩背或者说是肘腋位置。

就在李渊赴任太原之前，杨广已经离开东都洛阳，第三次驾幸江都。他畏于北方农民起义的发展，不敢北还，隋朝已经失去对中国北方的控制。

趁着隋炀帝放弃京都，巡游扬、越之际，翟让、李密率领瓦岗军攻下荥阳诸县，屡败隋军，并攻取了洛口仓。洛口仓是帝国最大的粮仓，从江南经大运河运来的粮食基本上都囤积于此。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情况下，杨广已经无力控制局面。

李渊这时已经被隋炀帝杨广安置于太原，其主要任务是清剿周边地区的叛乱。李渊万分感慨地对次子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而今我等能得此地，绝对是上天的恩宠和赐予。与而不取，祸将斯及！”也就是说，唐是李家的国，那么太原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国土。乱世之中，能够得到这样一块宝地，真是上天给予的恩赐。如果我们不领情，那么就有可能会大祸临头。

对于早有准备的李渊来说，太原将会成为他开创帝王大业最理想的根据地。因为这里既是给养充足、战略地位显要的军事重镇，同时还是五帝时期圣君唐尧的发祥地，正好与李渊“唐国公”的爵衔相吻合。

或许正因为如此，李渊才会“私喜此行，以为天授。”他认为这是老天给他的一次绝佳机会，他不可以错过。

大业十三年初（公元617年），李渊父子决定趁乱起兵，在乱世之中捞上属于自己的一票。晋中的粮秣充足，李渊早已让武士彟牵头当地的富商大贾积存下了大量粮草。但是，兵源却只有数千人，而太原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是炀帝的亲信，是皇帝派来专门监视李渊的，他们也有权控制军队，要招兵必须通过他们。 

李渊的异常举动自然引起了王、高二人的怀疑，他们私下找了武士彟来商量这件事。王威直接向武士彟提问：“唐公所募兵队，尽付刘弘基、长孙顺德等统管，我与公等针插不进，是何道理？

就在两派斗争的时候，武士彟采取的态度与他的身份地位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