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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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女》虽然是未来小说，其主题却是现实和多样的。它描写了专制政权对人的迫害和对人性的扼杀，同时也触及到现代社会共同关注的其他问题：如社会环境问题和污染问题等。除了主题的现实性和多样化，《使女》在写作手法上也十分新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特殊的时间叙述方式，时空颠倒。整篇小说是发生在一个前推时间之先的倒叙，只是这前推时间被放在了小说末尾部分，小说一开始便是宛若现实的倒叙，由于没有时间上的交代，读者几乎感觉不到故事中发生的事与其所处的现实在时间上的距离。而在倒叙中作者又一反按照事实发生的先后顺序进行叙述的传统手法，物理时间的先后顺序被人物的心理时间顺序取代，时空颠倒，大量使用现在时态，使故事更增加了即时感，仿佛讲述者就在我们对面声泪俱下，侃侃而谈。整个故事完全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将已成往事的未来当作现实，又在这现实与回忆、当今与过去做了时间和空间上的交叉，从而突出了人物的心理活动，增加了该未来小说的真实感和可企及性。
2.直接引用《圣经》原文。由于小说题材与西方宗教文化传统的紧密联系，作者在小说中不仅针对人物的特点，使用了大量出自《圣经》里的人名，还大胆引用了许多《圣经》原文，将这一西方宗教与文学的经典著作与虚构的故事巧妙自然地融合在一起，生动地再现了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的狂热信仰及其所作所为，同时也使熟悉这一文化传统的读者看到，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一旦被专制政权堂而皇之地加以利用，将会多么可怕！
3.制造悬念。悬念的运用也是这部小说的魅力所在。许多人物、事件刚出现时，作者都有意不予清楚交代，而是设下悬念，让读者在欲知结果的好奇心中通过阅读去逐渐发现答案。如在主人公房间柜子里那行神秘的拉丁文是在第九章出现的，但一直到第二十九章答案才水落石出。男主人公之一尼克的身份从一开始就扑朔迷离，好坏难辨，一直到故事末尾的最后一刻才“真人毕现”。至于书中许多意义含糊、模棱两可的细节以及整个故事的背景更是到了结尾“史料”部分才令人恍然大悟，豁然开朗。这一切使阅读本身极具挑战，也增添了阅读的乐趣。
4.重复手法的运用。重复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其作用在于能够强有力地表现情感。书中这一手法的应用主要体现在篇名上。除“史料”部分外，全书四十六章共分为十五篇。而其中以“夜”为题的竟高达七篇！重复使用“夜”为题，使读者对一个心灵被她屋里的四面墙壁，被大主教家的深宅大院，被将她一头秀发和脸庞严严遮住的头巾牢牢禁锢，饱受重创、苦不堪言的女主人公在基列国所经历的黑暗日子印象异常深刻。
5.跨学科特点。小说的跨学科特点十分突出。涉及的面有医学、文学、美术、历史、经济、电子、生物、人类学、遗传学、心理学、音响学、网络学等。表现出作者广博的知识面，也使所探讨的主题更有深度。
6.词汇创新。在词汇应用上作者大胆创新。由于这是一本未来小说，而未来必定是电脑应用普及的时代。为此，作者利用缩合法将读者的熟悉的词进行拼缀，创造出不少这方面的新词。如compucard=（computer+card 电 子 信 用 卡）；compuchek=（compu-ter+check 电 脑 查 验 器）；Compucount=（computer+account 电 子 账 户）；Computalk=（computer+talk 电 脑 对 讲 机）等。其他方面的新词还有如Econowives=（Economical+wives 经济太太）；Libertheos=（liberty+theology 宗教信仰自由主义战士）；pornomarts=（pornographic+marts 色情商场）等。所有这些都给这部小说增加了语言上的鲜活性和新鲜感。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曾经说过，她“试图将文字组合在一起做一些它们分开时所做不到的事情，即尽量扩大语言的表现力”。以上所有这些艺术技巧的综合应用，加上细致入微的观察、生动准确的比喻、机智幽默的语言、大胆的想像力以及哲人般的远见卓识和深刻思考，使得这部小说在思想性、艺术性和可读性上都堪称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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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使女》是一本在题材和表现手法上都十分“后现代”的作品，对读者是一种挑战，对译者则更是一种挑战。用译者一位加拿大朋友的话说，不管是谁，不管是用哪国文字来译这本书，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它要求译者本着格外认真负责的态度，付出比翻译一般文学作品更多的劳动。正如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曾经指出的，“事实上，一个语篇在语言、文化和题材上难度越大，在开始翻译之前要作的准备工作就越多。”和译者以往的翻译经验不同，这本书的整个翻译过程就像是一个课题研究过程。陌生的宗教背景，众多未标明出处的《圣经》原话、历史掌故、文学典故和内涵丰富的比喻，各种学科知识和德文、法文、拉丁文穿插其间，大量当今美国社会生活、文化现象和事物以及作者创造的新词等等，凡此种种，惟有靠阅读查考有关书籍、资料，虚心请教，仔细揣摩上下文逐一解决。在本书翻译过程中，译者一九九二年首次访加结识的加拿大老朋友，原布洛克大学英语系系主任肯尼斯·M.玛凯（Kenneth M.McKay）教授给予了巨大帮助，在此谨表示真挚感谢。另外还要感谢国际加拿大研究会的琳达·琼丝（Linda M.Jones）女士，她在得知译者正在翻译这部加拿大著名作家创作的当代名著时，通过加拿大驻华大使馆，热心提供了有关参考书籍，并帮助译者与作者阿特伍德取得联系，使书中一些关键性问题得到阿特伍德本人的权威性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