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程（第15/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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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伦敦不久，收到哈丁夫妇周日午餐的邀请。哈丁先生是寄宿房的经理，但是我没怎么见过他或他夫人。我更常看到的是安吉拉，我鲜少称呼她的姓，因而最终忘记了。安吉拉是意大利南方人。她二十多或者快三十岁的样子，具体我说不上来，只知道她比我年长，至少大十岁，我觉得她非常成熟。她战时待在意大利，像她的很多朋友一样突然就来到了伦敦。

安吉拉在这座宅子里有一间房，也有一定职务，不过我不确定她是做什么的。她有时在地下室的餐厅提供早餐；有时晚间在那里。有些晚上又在一家“威尼斯”之类的意大利餐馆做招待，离伯爵府不远。她提供两先令六便士或者三先令六便士的晚餐。我在那里吃过几次饭。认识就餐餐馆的女招待带给我难以言喻的快乐，虽然我读不懂菜单，也不太喜欢意大利菜。

除了家人，安吉拉是我了解的第一个女人。打一开始她就容易接近。我觉得她很迷人——我仍是个处子——几乎爱上了她。和安吉拉的结识带给我短暂的大都会的激动，让我觉得自己远离家乡，身处欧洲的一座大城市。寄宿房，房子后的地铁，街角通向很多站台的车站的人流，意大利餐馆，我认识的女招待。我喜欢这背景和道具，它们是戏剧的一部分，给了我片刻做大都市人的感觉。

安吉拉给了我一定程度的鼓励。她告诉我她喜欢我；她说我的肤色和她祖国有些人的肤色很像。但是她的生命中有个男人，一个战时在意大利相识的英国人。他粗俗，有暴力倾向。我从未见过他。安吉拉描述她的情人的方式，会让你既谴责这个男人，同时又同情她，她口中的这段恋情似乎注定有如此的命运。

她说有一晚他们争吵，他变得异常暴力，以致她跑出房间，身上除了逃出来时抓过来的一件大衣外一丝不挂。之后她决定独自生活，于是搬到了伯爵府的房子里。她的情人不在；至少我从未见过他。他是在国外吗？我从别人的谈论中推测他在监狱。但是我没有和安吉拉提起这件事，她也没有说起。我应该问她的，但是因为我对她有好感，也就不想问。尽管如此，她还是忠诚于那个男人。奇怪的是，她对我的鼓励是纯洁的。她的房间任由我出入。我能打趣她，但是只在有别人在场的时候——仿佛这样我的轻浮就合理了。我们俩独处的时候，她会比较疏远而谨慎。

正是因为安吉拉——事实上是作为安吉拉的朋友——我被邀请去参加经理哈丁夫妇的周日午餐。我几乎不曾和哈丁先生打照面。这顿午餐是我“大都会”素材的一部分，我痴迷地写了几个月，不光夏天在伦敦写，到了秋天在牛津也写。我做了改动，让它成为恰当的写作素材。甚至在这顿午餐之后，在这些写作之后，我对那个人和他妻子的相貌依旧没有什么印象。

午餐在一楼的一个大房间中进行。房间前部很少使用，堆满了棕色家具，是“休息室”。后部家具没有那么多，但是墙面和其他房间一般空白，仿佛战争光临过此处，发生了一些灾难和掠夺。我觉得房间后部是哈丁夫妇作为经理而享用的。

高大的窗户冲着花园，更准确地说是冲着疏于打理的土地。花园通向地铁的高墙。那里有棵树，还能看见附近土地上的树。地铁站砖墙的阴影投在地上，那块地更显得光秃秃的。这还算合我意，我喜欢那种色彩，喜欢封闭且荫蔽的凉爽空间。

哈丁的午餐桌上还有其他朋友。哈丁先生是餐间的明星。我觉得他醉了。他酒量不好，却一直在喝。哈丁太太——我也不记得她的容貌——和安吉拉负责上菜。哈丁先生负责说话。他不仅是明星，也是喜剧演员。他深知自己是谁，同认识的人说话带着自信。那些人会对他的笑话报以大笑，非常欣赏他的举止。

他之前是在家里哪个房间喝酒了还是去了酒馆？我对伦敦的酒文化没有了解，没有人可询问，也不知道该作何猜想。我对酒馆一无所知。我不喜欢酒馆的概念；我不喜欢人们去一个地方只是为了喝酒。我把它和家乡朗姆酒店铺的耍酒疯联系起来。普通人觉得伦敦街头的醉汉好笑而不是可恶，这让我惊异。同样，哈丁先生在餐桌上的醉意没有遭到客人鄙夷，反而得到容忍甚至尊敬，这让我有点惊讶。大伙儿听他说话。我分不清他操的是哪种口音，我觉得听上去不错，像是电影里的。

午餐最难忘的一刻是哈丁先生讲故事。我记得哈丁先生说话的时候安吉拉咯咯笑，还记得哈丁太太面无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