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十送红军（第12/16页）

还是十月十日这一天，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命令中央红军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成“军委第一纵队”，代号“红安”，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叶剑英，博古、李德、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王稼祥等人都被编入了这支队伍。军委第一纵队下辖四个梯队：第一梯队负责人为彭雪枫，第二梯队负责人为罗彬，第三梯队负责人为武亭，第四梯队负责人为陈赓和宋任穷。军委第一纵队总人数四千六百九十三人，枪支一千九百八十八支，子弹七万零六百五十五发，手榴弹二千三百六十一颗，梭镖三十六杆，马刀二百一十六把，迫击炮十六门，炮弹八百八十枚。命令由中央党政机关、卫生部、后勤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军委第二纵队”，代号“红章”，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委第二纵队总人数九千八百五十三人，枪支二千二百四十支，梭镖三千二百七十七杆，马刀六十七把，没有迫击炮。两个纵队共携带冬衣一万四千六百件，盐巴六千一百一十二斤，药品二十六担，各类金银货币折合银元三十八万三千元。

傍晚时分，彩霞满天，两路军委纵队在几声军号响过之后，从瑞金出发了，向着转移的最后集结地于都而去。

这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刻：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离开了他们创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不久之后，瑞金这个国中之国便在国民党军队的枪炮声中成为一个陷于一片火海的小城。只是，在这一天的这个时刻里，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人，不知有谁能够预料到，中国工农红军此一去竟是走向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天黑了下来，朦胧的月色里，在江西南部与福建西部交界处的丘陵中，聚集着除第五军团以外的中央红军所有的主力部队：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

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

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军团长周昆，政治委员黄甦。

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

李德后来回忆说，参加大规模军事转移的红军有十万人。然而红军参谋部制作的“野战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显示，中央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时的兵力与装备情况是：

第一军团：兵力一万九千八百八十人，枪支八千三百八十三支，子弹五十四万六千六百四十九发，手榴弹一万九千二百八十一颗，梭镖五百一十三杆，马刀二百一十九把，迫击炮八门，炮弹六百一十二枚，冬衣一万九千零五十件，盐巴八千七百斤，药品三百零五担，各类金银货币折合银元三十四万元。

第三军团：兵力一万七千八百零五人，枪支八千二百八十七支，子弹四十八万二千七百三十六发，手榴弹二万零五百一十八颗，无梭镖，马刀一百一十八把，迫击炮八门，炮弹六百八十枚，冬衣一万八千五百件，盐巴九千斤，药品三百零五担，各类金银货币折合银元三十四万元。

第八军团：兵力一万零九百二十二人，枪支三千四百七十六支，子弹十八万零三百四十一发，手榴弹一万零六颗，梭镖八百一十六杆，马刀五十把，迫击炮二门，炮弹一百零四枚，冬衣九千五百件，盐巴四千零五十斤，药品二十六担，各类金银货币折合银元十四万七千元。

第九军团：兵力一万一千五百三十八人，枪支三千九百四十五支，子弹二十万八千六百九十七发，手榴弹九千九百四十二颗，梭镖一千零二十三杆，马刀八十二把，迫击炮二门，炮弹一百零四枚，冬衣九千五百件，盐巴二千五百斤，药品二十六担，各类金银货币折合银元二十万一千元。

加上此时仍在阵地上的第五军团，中央红军转移部队的总人数应为八万六千八百五十九人。但是，如果再加上两个军委纵队和各个军团所雇的大量民夫，这支队伍的总人数应该能够达到十万。

数量庞大的民夫队令各军团都成立了后方部。其中东西最多的是军委第二纵队，不但担子达到了一千担以上，而且奇形怪状的东西堆积如山。由于物资太多，且有重要之物，经中央指示成立了由张经武任师长、何长工任政委的教导师，教导师的三千兵力负责帮助中央机关搬运各个部门的物资。当时，中央决定所有可以搬走的东西都要捆扎起来搬走，包括兵工厂、服装厂、印刷厂、医院等部门中的织布机、缝纫机、铅印机、石印机、印币机，还有红军总部储备的银元、大米、盐巴、药品、通讯器材等等。野战医院的同志认为转移仅仅是到苏区的边缘作战，因此把病号的尿盆都捆在一起带上了。更有机关办公用的桌椅和文件柜被捆扎好等待着教导师的战士们抬着行军。所有这些物品堆放在一起，就是教导师再派三千兵力也无法全部搬走。最后，中央同意把已经捆扎起来的物品重新拆开、整理、压缩，并要求每副担子不得超过五十斤，但结果还是整理出了一千多担。红军战士必须携带的干粮、枪支和弹药加起来已有四十多斤，再挑上五六十斤重的担子，如何长途行军？一旦遇到敌情又如何机动作战？——“整个国家走上了征途。”美国记者斯诺说得十分准确而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