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十送红军（第14/16页）

黄昏时分，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治委员杨尚昆走进了县城的一家小酒馆。酒资是彭德怀付给店家的一块银元。两个人都不是善饮之人，但还是把一壶当地的老白酒喝光了。彭德怀的恶劣心情已经持续了几个月，根据地的逐渐缩小直至丧失令他这个前线指挥员无比愧疚。为此他与博古和李德大吵了一架，他指责李德根本不懂军事不懂打仗。李德还击说他是因为军委副主席的职务被撤销故意在找麻烦。彭德怀那一刻感到了极大的侮辱，他怒火万丈地指着李德高声喊道：“你下流无耻！”然后对翻译伍修权说：“把这句话翻译给他！翻译给他！”现在，一切都无法挽回了。彭德怀想到了那些依旧躺在医院里无法跟随转移的红军伤员，他们大多是在李德一再要求强攻的广昌战役中负伤的。

第三军团从阻击阵地上撤下来后，博古曾经到军团来讲了一次话，笼统地说中央红军要“转移阵地”。第三军团四师政委黄克诚当时就预感到中央红军也许要撤离苏区，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立即跑到医院动员伤员们出院。那时，第三军团有近万名伤员躺在医院里。但是，因为自己并不知道真实情况，还因为必须遵守组织纪律，黄克诚无论如何也说不出“红军就要走了”这样的话。结果，他只动员了少数伤员跟着他出院归队了，这些伤员包括甘渭汉、钟伟、张震，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著名指挥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著名将领。为了把更多的红军官兵带走，彭德怀在出发前夕下达了一个“死命令”：第三军团的伤员，凡是能走路的，全部要带上。要检查落实，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可能跟随转移的受伤战士——正是由于有了彭德怀的这个命令，更多的红军官兵活到了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而那些被留下来的伤员，在红军主力出发后不久，就全部死在了国民党军的搜查捕杀中。

晚上七时左右，依旧在北线阻击敌人的军团长董振堂接到了命令，命令要求第五军团将阵地移交给独立第三团并开始撤离。董振堂立即将军团营以上干部集中在一座大庙里，听参谋长刘伯承讲话。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这时已被贬到了第五军团任参谋长，原因是他对李德的军事指挥持反对意见，而李德说中国红军总参谋长的“战术水平还不如一个参谋”。但是，在红军官兵的眼里，刘伯承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大家都知道他在一九一六年的护国战争中右眼被子弹打中，手术是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手术做完了，医生小心地问“是否很疼”时，刘伯承说：“才七十多刀，小意思！”刘伯承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不能因为中央红军转移就认为中国革命失败了，失利是军事指挥上的失误。第五军团担负的是殿后掩护的任务，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作出牺牲，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确保中央机关的安全。

天黑了下来，于都河边的十个渡口同时拥挤着渡河的队伍，当成千上万的涉水官兵同时踏进河水中时，于都河水顿时浑浊起来。

这是一个离别的时刻。从下午起，红军官兵就开始打扫借宿的老乡家的院子，把水缸里挑满水，甚至还上山割了些草把房东家的牛喂了。百姓们知道红军要走了，妇女们聚集在一起把她们做的鞋和缝补好的衣袜送给红军；年纪大些的妇女拿着针线站在路边，发现哪个红军衣服破了就匆忙上前缝几针；孩子们追着队伍往红军的口袋里塞上一把炒熟的豆子；另一些百姓聚集在路边，努力想在队伍中认出自己的孩子或者兄弟。

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杨成武是闽西长汀县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因为在广昌战役中负伤，这个二十岁的团政委此时走路还有点不利索。不久前，他的一位同乡把他在红军部队的消息带回了老家，他的父母在与儿子失去联系六年后得知儿子还活着。家里为此派出了一个包括他父亲在内的“代表团”来部队看望他，“代表团”中还有他的堂嫂，因为他的堂哥也在这支部队里当连队的司务长。亲人们挑着装满炒米、草鞋、鸡蛋、红薯干、萝卜干、豆子、兔子和活鸡活鸭的担子，从百里之外出发，居然找到了他的部队。那时四团刚从阵地上撤下来休整，团长耿飚告诉他家里来人了，杨成武一出门就看见了摆了一院子的担子，还有站在角落里的父亲。父亲一认出他便蹲在地上哭了。杨成武十四岁背着父母参加了革命，母亲因为不知道儿子去了哪里把眼泪都哭干了。四团的红军用丰盛的饭菜招待着政委的亲人，但是那位当司务长的堂哥外出执行任务一直没能回来。三天过去了，部队要走了，亲人们也要走了，那位堂哥这时候回来了。一对夫妻仅仅见了一面便要分手，女人哭着就说了一句话：“胜利了，就回来。”此刻，杨成武在送行的人流中发现了他的房东。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把自己的三个儿子都送进了红军，其中有两个儿子已经牺牲，她这个时候来到于都河边，定是想再看一眼她唯一还活着的儿子。于都河边挤满了红军，天色越来越暗，杨成武走到了大娘的身边，大娘一把抱住了他，塞给他一个白布包，布包里面是两个还热着的红薯。杨成武把红薯收下，说了句“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然后带领部队上了于都河上的木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