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橘子红了（第12/14页）

韶山冲的父亲按月给儿子寄钱，这些钱一半让毛泽东用来购买书籍了。他的阅读能力和刻苦精神来自他内心的矛盾：“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在杨昌济的教导下，毛泽东已经能够把以康德为代表的具有欧洲风格的理想主义，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具有中国风格的公民意识结合在一起了。毛泽东公开宣布要做个“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的“奇人”，因此，他的同学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毛奇”——他在冰冷的池塘中游泳，迎着风背诵唐诗，一天只吃一顿饭，长久地暴晒在日光之中，不在宿舍而在学校的院子里睡觉，身上不带一文钱就开始长途游历，站在长沙南门最嘈杂的街市中读书并说这种锻炼是“成为英雄的一条小径”。

一九一八年，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在俄国诞生的时候，幻想成为“奇人”的毛泽东从师范学校毕业了。他追随着去北京大学执教的杨昌济到了北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负责打扫卫生、整理书籍和登记借阅者的姓名。这个已经二十五岁的湖南青年孤独而寂寞，他穿着褪色的旧蓝布长衫和布鞋，一口湖南乡音在学术圣殿里显得十分不合时宜——“我的地位低下，人们都不愿意和我来往。”唯一能让毛泽东心境好转起来的是杨昌济年仅十八岁的女儿杨开慧温柔动人，当她走在毛泽东身边的时候，如梅花盛开在中国北方初春的阳光下。不久杨昌济因病去世，悲伤的杨开慧将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了她面前的这个贫穷而高大的青年。

毛泽东站在北京大学光线昏暗的借阅室默默地观望着，他看见了很多令他崇敬不已的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他还认识了谭平山、张国焘、陈公博。李大钊对这个湖南青年的影响不可估量，直到一九四九年毛泽东依旧说：“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毛泽东还热切地希望与陈独秀见面，以便阐述自己的思想。那时，陈独秀正在上海筹备创建中国共产党。于是毛泽东卖了过冬的大衣买了张去上海的车票。名满天下的陈独秀教授坦率地与湖南青年毛泽东交流了关于政治信仰的见解，这一幕令毛泽东终生难以忘怀，他后来说：“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一九二一年六月，毛泽东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他穿着一件蓝色的土布长衫但不穿袜子，吃饭的时候用袖子去擦桌上的饭粒，脖子和身上的泥可以“刮下斤把”。可是，当辩论问题的时候，毛泽东突然令所有的代表刮目相看，他“微笑着布下陷阱引诱辩论的对方上钩，使之无意中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结果常常惹得对方很恼火。”尽管当时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地位并不高，但这次会议使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

中共中央委派毛泽东回湖南去做发展国民党党员的工作。为了使这项工作名正言顺，当时在国民党中央担任总务部副部长的共产党人林伯渠给了毛泽东一个头衔：国民党中央党部筹备员。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没能继续当选中央局委员，张国焘用轻蔑的口吻说毛泽东正忙于“国民党的工作”，而李立三的话更具有讥讽性，他直接说毛泽东现在是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秘书”。如同验证张国焘的话一般，回到湖南后不久，毛泽东就接到了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的邀请信，汪精卫邀请他到广州代理自己因为“政府事繁，不能兼理”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此时，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暗杀，国民党内部政治斗争十分严酷，毛泽东不但喜欢这个职务，更喜欢复杂动荡的局势的挑战。他先后把萧楚女、沈雁冰等共产党人调进宣传部，并且撰写了大量文章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本质，指出中国革命的步伐决不会因为分裂而停滞不前。毛泽东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发表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第四期上，文章在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之后，观点鲜明地指出：国民党右派是我们的敌人，国民党左派是我们的朋友，但这是个我们要时时提防的朋友——几十年后，毛泽东把这篇文章作为了《毛泽东选集》的开篇之作。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的湖南、湖北和江西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毛泽东认为，推动农民革命是中国革命的根本——各地的农民簇拥着黑脚板的农会主席，敲锣打鼓地把地主和劣绅牵上街头批斗。一个字都不认识的农民在斗争大会上质问那些压迫和剥削他们的人：“你晓得三民主义么？”农民们砸了老爷们平时乘坐的轿子，闯进土豪家里在精致的牙床上打滚，然后拥进祠堂把族长老爷摆的酒席瞬间吃个精光。农会强迫地主减租减息，不准加押，不准退佃，不准欺负孤儿寡女，不准说农会的坏话。大地主和豪绅们都跑进了大城市，小地主们赶快给农会送上写有“革故鼎新”的匾额——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几乎可以解释数千年来发生在中国的所有农民暴动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