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喜极之泪（第13/21页）

傍晚时分，刘伯承率领的红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沿大渡河北岸到达了泸定桥边。

两军在桥头会合了。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晚十时，大渡河谷夜风强劲，刘伯承和聂荣臻提着马灯，在四团团长黄开湘和政委杨成武的引导下，走上了泸定铁索桥。刘伯承从桥的这头走到那一头，然后又从那头走回来。在桥中心，他停下了，用脚跺了几下桥板，铁索桥剧烈地晃动起来。刘伯承自语道：“泸定桥，泸定桥，我们胜利了，胜利了！”

第二天，由林彪率领的红一军团主力和由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团主力，以及中央纵队先后到达泸定桥。

一九三五年五月的最后一天，毛泽东走上了泸定铁索桥。走到桥中央，毛泽东扶着冰冷的铁索说：“应该在这里立一块碑。”

多年后，聂荣臻这样评述了中国工农红军何以能够突破大渡河：“这是全体红军集体作战的结果。没有红四团英勇无畏，川军不会如此就放弃了抵抗。没有红五团去大树堡吸引敌人，红一团在安顺场能否抢渡成功还是个疑问。如果不是红一师从安顺场渡了河，威胁了泸定守敌的背后，泸定桥能否顺利得手也很难预料。如果我们不能夺取泸定桥，我军将是个什么处境？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的牺牲精神，是任何敌人不能比的。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能够绝处逢生，再开得胜之旗，重结必胜之果。”

二十二名抢渡大渡河的红军勇士每人得到了一套列宁服、一支钢笔、一个笔记本、一只搪瓷水杯和一双筷子——这是当时中央红军官兵所能得到的最高的物质奖励。二十二名勇士的大部分姓名已无从查考，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战史》中留有姓名的仅五人：

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二连连长廖大珠。

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二连政治指导员王海云。

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二连党支部书记李友林。

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三连党支部书记刘金山。

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三连副班长刘梓华。

今天，泸定桥畔矗立着一个红军士兵的巨型雕像，雕像年复一年地面对着汹涌澎湃的大渡河水。每当晚霞满天，喧闹的生活沉寂下来，如果你靠近这个红军士兵，也许会听见他依然在重复那位著名的红军将领说过的话：“我们胜利了！”

刚刚摆脱了危机的中共中央在泸定县城作出了一个微妙的决定：派政治局委员陈云离开中央红军经上海去莫斯科。

陈云在天全县一个叫灵关殿的地方离开了中央红军。

中共中央派陈云去上海白区恢复党的组织，同时设法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这一决定的作出是基于这样一个现实：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组织上必须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于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这次会议事先没有向共产国际请示，事后也没有汇报，这在中国共产党以往的历史上是破天荒的。遵义会议不但更换了中共中央的领导，还剥夺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权力，这样重大的事件如果不能取得共产国际的认可，将关系到目前的中共中央是否“合法”的问题。特别是在当时的中共中央内部，一些干部已经习惯了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指挥，他们对没有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遵义会议决议始终抱有怀疑的态度。

当时，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是王明和康生。

中央红军在贵州二渡赤水以后，因为没有大功率的电台，只能派人去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当时派出的人是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潘汉年。潘汉年化名杨涛到达上海，发现党的组织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连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敦也被捕了。没有办法完成任务的潘汉年只能先辗转到香港以寻找新的时机。

潘汉年没有参加遵义会议，因此派一个参加过遵义会议的人去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一直是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一个愿望。

陈云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陈云在一个小学教员的带领下，利用当地哥老会的关系，通过了川军的检查线进入天全县城，然后经雅安到达成都，又通过刘伯承的关系安全抵达重庆，在那里他乘轮船到达了上海。在上海，陈云与在香港的潘汉年取得了联系，他们决定分别起程去苏联。

就在中共中央千方百计地试图恢复与共产国际联络的同时，共产国际也在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试图恢复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一个叫史蒂夫·纳尔逊的美国青年曾受王明的委托带着五万美金来到上海，但是这个美国青年除了把美金交给了在上海的一个德国人和一个俄国人之外，再也没有了任何消息。后来，共产国际又派了一个叫张浩的同志去上海，张浩是中国共产党老资格党员，原名林育英，是中央红军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的堂兄。林育英是带着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回中国的，在共产国际的“七大”上，对中国共产党现状毫不知情的共产国际依旧选举了王明、毛泽东、朱德和张国焘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