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黑暗时刻（第10/25页）

军委主席朱、周、张、王

十八

两天后，中革军委以机密电文下达了一、四方面军各部队番号的变更和干部的任命：

组成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

第一军团改为一军：军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

第三军团改为三军：军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参谋长萧劲光；

第五军团改为五军：军长董振堂，代政委曾日三，参谋长曹里怀代；

第九军团改为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

原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三五个军番号不变。

第四军：军长许世友，政委王建安，参谋长张宗逊；

第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陈伯钧；

第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参谋长李天佑；

第三十一军：军长余天云，政委詹才芳，参谋长李聚奎；

第三十三军：军长罗南辉，政委张广才，参谋长李荣。

组织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在部队建制上，只要中央红军的基本建制和骨干将领仍在，不被张国焘“混编”，毛泽东根本不在意如何改变番号。特别是，从上述任命中可以看出，中央红军中的优秀指挥员李聚奎、张宗逊、李天佑、陈伯钧等已被加强到了红四方面军的队伍里。

中央红军在历尽千难万险的转战中，始终不遗余力地保存干部。朱德说：“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尽管在中央红军的每一次战斗中，红军干部总是冲在最前面，但是他们一旦负伤，就会被抬着跟随部队行军。中央红军“甚至抽调战斗兵来抬着他们”。无论路途有多么遥远而艰险，无论敌人的围追堵截有多么紧迫，即使不得不把伤员留给当地的老乡，也是将战士留下而决不放弃干部。因此，中央红军这个曾经的巨人虽然几乎血肉耗尽，可是这支部队依然拥有着极其结实的骨架，骨架未倒血肉再度丰满只是时间的问题。那些政治上和军事上皆可信赖的红军干部，对于整个共产党红色武装的发展壮大来说，“是极可珍贵”的。

组织任命下达后，红军并没有立即北上松潘，尽管因为前线阵地不断失守再这样耽搁十分危险，但毛泽东认为接下来要开的会才是更重要的，这就是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形式讨论红四方面军的历史问题。

这是张国焘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

张国焘声称“中央的政治路线有问题”，现在，中央要首先深究他的路线是否有问题。

政治局会议的议题让张国焘没有任何反对的借口：两军会合之后，中央有责任听取红四方面军关于放弃根据地的情况汇报，并且有权力提出意见和作出评判。

七月二十日，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各部队军事指挥员陆续到达芦花。

会议开始前，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授予徐向前一枚金质“五星”奖章。

这是徐向前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因此他既兴奋又拘谨——此时此刻，向徐向前授予金质“五星”奖章，具有令人遐想的含义。其中至少有一个信息是明确的，即中央对徐向前的信任与肯定。

中央没有理会陈昌浩让张国焘任军委主席的建议，更没有采纳张国焘让陈昌浩当红军总政委的建议。陈昌浩和徐向前一起赶到芦花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但是中央只授予了徐向前奖章，这不能不使陈昌浩感到了一种难以言表的失落和尴尬。

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两天的政治局会议实际上是在讨论或者说是在争论一个问题：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根据地是不是一个错误的行动？

从向中央汇报工作的角度上讲，红四方面军在放弃苏区等问题上对中央有所交代，是必要的；从纠正张国焘与中央离心离德的思想苗头出发，对他进行政治上的规劝和警告，也是必要的；从理论上解决思想问题，从而达到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合作，更是当前的必要。但是，这时候，整个红军的生存正受到极大的威胁：部队一直在严重缺粮的地域徘徊，国民党军不断地从四面压缩而来，特别是在红军准备突击而出的川北松潘地区，胡宗南部正利用红军在时间上的耽搁推进阻击防线。因此，在这个不毛之地的短暂争论，本应在时间更从容的时候再耐心讨论——事后证明，会议并没有达成中央希望的团结，张国焘与中央的背道而驰反而加剧了。

张国焘首先发言，他讲述了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前后经过。接着是徐向前发言，他汇报了红四方面军的部队状况：“对党忠诚；服从命令听指挥；纪律较好；作战勇敢；打起仗来各级干部层层下放，指挥靠前；兵力运动迅速敏捷，长于夜战”；“平时注意军事训练”，“战后注意总结经验”。缺点是“文化程度低，军事理论水平和战略战术的素养不够”。最后陈昌浩简要介绍了红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