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北上北上（第11/20页）

张国焘一不做二不休，以“党团中央”的名义给陕北发去了电报，命令在陕北的中共中央“不得再冒用党中央的名义”：

彭、毛等同志：

甲、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

乙、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

丙、一、四两方面军名义已取消。

丁、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

党团中央

五日

张国焘不能不在乎共产国际的态度，因为在莫斯科待过的他始终对共产国际心存敬畏。如果把他和中央之间的冲突比作一场“官司”的话，那么，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在他眼里就是一个“法官”——张国焘之所以迫不及待地发出了这样一封荒唐绝顶的电报，是因为现在“法官”并不在川西北雪山脚下他那间即使昼夜烧着牛粪依旧寒气逼人的土屋里，而是在毛泽东那孔炭火融融的温暖的窑洞里。

林育英，化名张浩，生于湖北黄冈林家染铺湾一个染工家庭，是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的堂兄。他在著名共产党人恽代英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武汉、汉阳、长沙、安源、上海、抚顺等地从事工人运动。一九三三年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一九三四年中央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后，由于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联络中断，共产国际决定派林育英取道蒙古回国。

林育英在中国革命的重要时刻出现在陕北，确实起到了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历史作用。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中国革命史称之为“瓦窑堡会议”。

从莫斯科回来的林育英参加了会议。

瓦窑堡会议讨论的两个重大问题是：中国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化和陕北苏区面临的生存困难。

首先，随着日本军队对华北的占领，中华民族面临着民族危亡，中国国内国共双方的矛盾已经退居于次，民族矛盾骤然上升为主要矛盾。而蒋介石依旧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日本政府明显的侵略野心面前不断退让，这迫使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变化的标志是：除了广大民众，包括爱国军人、知识阶层和劳动阶层日益高涨的抗日救国呼声外，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也已经显示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倾向。即使是中国的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各利益集团之间，也在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形势下出现了分化的趋向。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修正政治策略，以符合民族整体利益——这不仅是民族生存的需要，也是共产党人生存的需要。

瓦窑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历史证明，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作出的十分明智和正确的政治抉择。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虽然随着历史的发展其具体内容不断地改变，但自诞生之日起便成为共产党人赢得革命胜利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法宝”——走完了为生存而战的万里征程的中国共产党人，当他们聚集在陕北的窑洞里，在浓烈的旱烟味道中思维和眼界豁然开阔的时刻，是这个只有二十四年历史的年轻的无产阶级政党政治成熟之时。

瓦窑堡会议讨论的第二个重大问题是红军的军事战略问题。当时，红四方面军在川西的风雪之中处境困难；红二、红六军团依旧在国民党军的追击中移动作战。即使已经与陕北红军会合，并且有了一块红色根据地，红一方面军同样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根据地面积狭小，土地贫瘠，经济落后，部队的供给十分困难；红一方面军兵力仅万余人，但陕北人口稀少，红军没有扩大兵员的更多余地。目前，陕北苏区北面有国民党军第八十四、第八十六师和阎锡山的五个旅，那里临近长城，长城外就是沙漠地带；西面的宁夏、甘肃地区虽然敌人的兵力较少，但同样地贫民穷；南面的关中和渭北地区物产丰富，人口稠密，但是临近西安，是国民党军重兵防御的地带。为了扩大根据地和求得发展壮大，红军只剩下东面可以考虑了。陕北根据地的东面是黄河，黄河那边的山西是阎锡山的地盘。阎锡山的晋军虽然号称十万，但分散在晋绥两地，并且没有与红军作战的经验；且阎锡山与日本方面订立了“共同防共”密约，这无疑是一种卖国行为，红军打他有政治上的合理成分。再就是，山西人口稠密，物产丰富，是扩大根据地和发展红军的好地方。瓦窑堡会议最终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红军东征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