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北上北上（第12/20页）

毛泽东请林育英以他特殊的身份，做与红四方面军的团结工作。林育英专门致电张国焘，特别表示：“党内争论，目前不应弄得太尖锐，因为目前的问题是一致反对敌人，党可有争论，对外则应一致。”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朱德致电林育英，提出了“应取密切联系”的请求：

毛、彭、李、林、聂并转林育英同志：

A．育英同志电悉，我处与一、三军团应取密切联系，实万分需要，尤其是对敌与互相情报即时建立。

B．薛纵队调川，胡宗南部到青，亦向川中开进，钟林松旅开徐州。

C．你处敌情近况望告。

朱德

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陕北大雪。毛泽东在给朱德的回电中指出：“本应交换情报，但对反党而接受敌人宣传之分子实不放心，今接来电，当就所知随时电告……我处不但对北方局、上海局已发生联系，对国际亦有发生联系，这是大胜利。兄处发展方针须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对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不可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

五天之后，张国焘给林育英发来电报，在“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的前提下，以怒不可遏的口气开列出中央的“机会主义”表现：“将五次‘围剿’估计为决定胜负的战争，在受一挫折的条件下，必然成为失败主义的严重右倾……机械地了解巩固根据地，因此不能学习四次‘围剿’在鄂豫皖红军在强大敌力压迫下退出苏区的教训……‘忽视川陕苏区和整个川、陕、甘的革命局势’……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放弃向南发展，惧怕反攻敌人”……张国焘表示这些“一贯机会主义路线，若不揭发，就不能成为列宁主义的党”。

一月十三日，中央负责人张闻天致电张国焘：

我们间的政治原则上争论，可待将来作最后的解决，但别立中央妨碍统一，徒为敌人所快，决非革命之利。此间对兄错误，未作任何组织结论，诚以兄是党与中国革命领导者之一，党应以慎重态度处之。但对兄之政治上错误，不能缄默。不日有电致兄，根本用意是望兄改正，使四方面军进入正轨。兄之临时中央，望自动取消。否则长此下去，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必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

张国焘认为，无论从历史渊源上还是从个人感情上，他和林育英的关系都不一般，他们曾在汉阳钢铁厂一起从事过工人运动，他们还都属于从莫斯科回来的共产党人，而毛泽东和林育英过去从不认识。因此，张国焘甚至怀疑林育英在陕北受到了某种“胁迫”，他打电报询问林育英：“是否允许你来电自由？”并要求林育英：“望告陕北同志，自动取消中央名义。”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四日，这一天是中国农历春节大年初一，张国焘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国焘、朱德二同志：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林育英

二十四日

林育英的这封电报明确告知张国焘，共产国际的“裁定”是：张国焘不能自称“中央”，而只能是“西南局”。但是，共产国际给张国焘留下的“台阶”是：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代表团。

接到林育英的电报，张国焘仍不甘心，三天后致电林育英、张闻天，主张以共产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共中央，而将中共中央改为西北局，与他的西南局“平级”，共同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因为愤怒和无奈，张国焘提出了一系列的质问：“究竟在六次大会后为何发生这许多重大事变？布尔什维克化的进程能否得着更顺利的经历？为何使过去中央和鄂豫皖领导发生隔阂？反五次‘围剿’为何应是这样的经历？我们会合后为何发生争执？究竟目下有些什么政治内容？”张国焘似乎并没有期望有谁来回答他这些偏执的问题，因为第二天他的电报虽然是发给“林育英和国际代表团”的，但内容已全是关于红四方面军的军事问题了。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四日，林育英和张闻天在联名发给张国焘的电报中明确表明：“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说这一战略方针“曾得［到］斯大林同志同意”。

张国焘终于决定红四方面军准备北上。

乌蒙山，中国云贵高原上山高谷深的荒僻地区。

从毕节西撤的红二、红六军团，从安全角度讲，只能进入人烟稀少、气候恶劣、道路崎岖的乌蒙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