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江山多娇（第10/19页）

两天之后，敌人反击了。奉命夺回古城的是马步芳的警备第一旅的一个加强营。二十四日，十师在城外设伏，将这个骑兵营包围，随即展开了歼灭战。受到打击的警备旅旅长马彪集中了全旅的兵力，向红军的阻击阵地发起反复冲击。在城外的西峰山阵地，马步芳凶悍的骑兵旋风一样砍杀过来，混战中红军的子弹用光了，官兵们只有与敌人拼刺刀。敌人的骑兵一度冲进了县城，巷战在每一条街道展开。骑兵闯入狭窄的小巷里显得十分被动，守城的红军在巷内设置了绊马索，挖了陷马坑，然后爬到房顶上向下扔手榴弹。马彪旅长是个亡命徒，骑兵的攻击受挫后，他把银元和烟土统统抬到了前沿，亲自提刀督战。红军的阻击阵地在被敌人连续突破数道后，红军抱着成捆的手榴弹，前仆后继地与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直至把敌人的进攻压下去。

至九月七日，在徐向前的指挥下，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一部占领了漳县，十二师占领了洮州，八十九师占领了渭源，九十三师占领了通渭——至此，红四方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在四川与甘肃边界设置的封锁线，控制了甘南的一部分地域，岷洮西战役结束——红四方面军终于在甘肃南部开辟出了一小块可以暂时立足的区域。

在红四方面军之后，红二方面军也相继到达了甘南哈达铺一带。

至此，中国工农红军的三个方面军，全部集中在了中国西部的甘肃、陕西和宁夏三省的交界处。世上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部队的最终会合了。

红四方面军占领通渭县城后，负责警戒的红军哨兵给第三十一军参谋长李聚奎带来了一个骑毛驴的老头。见到李聚奎之后，老头摘下了胡子，竟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少年说他是红一方面军先遣支队派来送信的。信是九月一日写的，藏在少年的鞋底里，信上写着：我部已到界石铺，离你们还有两天的路程。

李聚奎万分激动，当即写了回信：

驻界石铺红一方面军先遣支队负责同志：

你们九月一号来信收到，我们早已闻你们到界石铺并闻有来通渭讯，故悬望数日，至今始接来信，不胜欢迎！

亲爱的同志们，主力红军大集西北地区，这无疑的是领导和推动全国革命的中心。

目前甘南敌情，王钧在天水札县西和一带。最近我军一部占领了威县续向徽县推进。鲁大昌被我军围困于岷城一月有余，毛炳文在陇西城及其附近。我军也有一部监视中。其余如你们所知。

致以

胜利的敬礼。

二十日夜于通渭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李聚奎才知道，写信人是红一军团一师政委杨勇——为了接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的率领下，一支以一师为主的特别支队此时已经从陕北南下到甘肃的静宁与会宁之间了。

尽管红军各部队都已开始书写“为即将实现的伟大会合欢呼雀跃”的标语，但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危难时刻并没有最后结束。

自一九三四年以来，全国的工农红军分成数支，选择最荒僻的路径，转战了上万里的路途，就是为了在这片国土上寻找到一块可以立足的地方。但是，当中国红军各支部队相继到达了中国的西部之后，一个巨大的难题始终缠绕着红军的领导者们：在广袤而荒凉的中国西部，究竟哪里才是会合之后数万红军可以休养生息的家园？究竟哪里才能让共产党人建起一个符合他们信仰的苏维埃共和国？——这一难题的出现基于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面积不大、土地贫瘠、经济落后的陕北苏区很难支撑数万红军的未来。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和毛泽东联名致电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王明，探讨了中国红军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这是一封极具史料价值的电报——

王明同志：绝对保密

二、四方面军已经全部集中甘南，整个红军的行动方针，必须早日确定。为着避免与南京冲突，便利同国民党成立反日，为着靠近苏联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为着保全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我们这一企图除在九月以下三个月中加紧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求得在一般基础上要求他承认划出红军所希望的防地外，还须解决一个具体的作战问题，因为我们所希望的地区，为青海、甘西宁夏至绥远一带，这一带的特殊地形条件是为黄河沙漠草地所束缚着的一个狭长地带，而且其中满布着为红军目前技术条件所不能克服的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即使蒋介石承认红军占领这个地带［这个可能是极大的］，但不见得能使这一地带的土著统治者自动地让出其防地［这个可能是很少的］。依红军现时条件如果不取得这一地带，则不可避免地要向现时位置之东南方面发展，但要取得这一地带没有新的技术之及时的援助是很困难的。在时机上进取这一地带仅能利用冬季黄河结冰之时，红军虽能奋勇抵抗最冷的天候，因地冻，也不利于用坑道方法攻城，在坚城面前即使平时坑道法也是不能必克的。但如果苏联方面能答应并且能做到及时地确实地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则无论如何困难我们决乘结冰时节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与外蒙。其部署拟略变前电计划大致可定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