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制度与教育思想(第10/12页)

宋代理学家兴起,乃重尊孔、孟为道统。老、释不言政事,政统屈居道统下,相互间事可无争。孔、孟论道亦兼论政。果将以学术领导政治,则两者间终不免有争。北宋曾禁洛学,南宋亦禁朱学。阳明在明代,亦屡受政府压制。而东林则在政府间掀起大争端。清代压抑学人更甚,学者竞逃入故纸堆中,其治经仅为考古,不敢侵议政事。然而道统高出政统已成社会公见,清廷亦无奈之何。末子在南宋,亲受伪学之禁。而在清代,则备受朝廷崇奉。学者乃以训诂、考据反朱,其意端在反朝廷科举之功令。以历史大趋势言,在野讲学,其势力常超过政府所提倡,而政府亦不得不屈意以从。先秦诸子尤其著例。两汉博士今文经学,终为民间古文经学所替代。唐代考试重文选,韩、柳古文运动,亦崛起代之。清廷以理学家《四书》义取士,终不敌在野之汉学。此皆其荦荦大者。然则就中国文化史言,学术教育命脉,常在下,不在上,此其四。

惟中国历史传统,虽上下皆知重教育,乃从未有坚稳之学校基础。大率言之,尤其在社会之下层,除却地方乡里小学外,可称为有师长,有学徒,而可无学校。学徒亦多属成年人。主要乃在有大师之讲学。有其师,则四方学徒响应雾集。主要在获得一项为学方针,归而自学。师道殒落,则学亦中绝。此其五。

以上罗举数项特征,若问其所以然,则在此等特征之背后,正可见中国民族性,中国文化传统,乃及中国历史大趋势,具有一番精神力量,有以使然。其间自不能无长短得失。然今日从事新教育者,则于此诸项,不能不知,庶可释回增美,使当前之新教育,不至与自己国家民族文化传统历史大趋势脱节,或甚至于违背乖离,此则今日从事教育事业者,所当共同勉力以赴。

今再续述教育思想。全部中国思想史,亦可谓即是一部教育思想史。至少一切思想之主脑,或重心,或其出发点与归宿点,则必然在教育。中国一切教育思想,又可一言蔽之,曰:“在教人如何作人”,即所谓做人的道理。如儒、如墨、如道,何尝不是都讲的做人道理。即从政做官,亦只是做人道理中之一枝一节。因此中国人看学术则必然在政治之上。亦绝不看重如西方般纯思想之思想,而必求思想与行为之相辅并进,与相得益彰。一切思想,必从人生实际行为中产生,亦必从人生实际行为中证实与发挥,最后亦必以实际人生为归宿。故中国传统思想,则必带有教育成分。中国一思想家,同时必是一教育家。中国人看重一思想家,不仅是看重其思想与著作,同时必看重其人,看重其实际人生中之一切行为。故凡属一大思想家,则必然同时成为一大师。后人读其书,必知师其人。此所谓能自得师,尚友古人。若把其思想从实际人生中抽离,即不成为思想。

此不仅儒家为然,即墨家道家亦无不然。孔子在教人作一儒,墨翟在教人作一墨,庄周老聃在教人作一道,更要在以身作则。其他如陈仲子、许行,莫不皆然。其人之全部生活,即其人之全部思想之真实表现,与其真实发挥。故各家相异不仅在思想上,更要乃在其实际做人上。故在中国,乃素无思想家一名称,仅称为一家派之大师。今人乃群目孔子老子诸人为思想家,若将思想与实际人生分离,则已失却其为学立说之主要精神之所在。若又称此诸人为哲学家,则相离更远。于是中国思想上一种最重大的教育精神,乃黯晦而不彰。

故在中国思想之后面,必有一番全部的活人生在内。如欲研究中国思想,不仅当把此思想家之为人即其真实人生加进,又必把学者自己人生加进,乃始可以有真体会,真认识。如孔子言仁,今人群认为是孔子思想之最要中心。然孔子告颜子则曰:“克已复礼为仁”,此乃一种人生实际行为之指导,非如今人所谓乃是哲学上一特殊名词特殊观念之界说。换言之,此乃孔子教颜子如何学做一仁人,而非指导颜子在仁的观念或仁的哲学上如何作思考与研究。颜渊请问其目,孔子告之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此是教以行,非是教以知。有真行乃使有真知。非如一番哲学,可由逻辑辨证种种思考方法推演而得。道不远人,为人之道,即各在其当人之身。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此道即近在颜子身上。孔子之教颜子,只教其即以己身自治其身。力行有得,境界自到。此乃孔门之所谓道。孔子答其他弟子问仁,亦如此例。一部《论语》,全要如此读。开首即云:“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学而时习,即应是读者己身之道。只要身体力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今乃只用孔子思想体系哲学观点等新名词新目标来研读《论语》,把读者自身搁放一边,则孔子精神,岂所易得。至少是隔了一层厚膜,难于通透。要之,《论语》一书,竟体是一种教育思想。读其书,当如听孔子之耳提面命,乃为真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