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制度与教育思想（第9/12页）

最后乃有东林书院出现。此一书院之规制，更近似一学会。学者常川集合，轮流主讲，重在自相切磋。而所讲亦涉及当时之政治。逮此一学会遍及全国，更复在京师有分会，乃引起政治大波，直至明室覆灭，党祸始告结束。

下至清代，政府公立学校，无论在中央，在地方，其在传统上，均已名存实亡。无一定之宗旨以为规则，以为号召。在野学者，风气亦变，无复宋、元、明三代讲学之风。而书院制度，则仍禅续不绝。主持书院者称山长，其时书院多数已在城市，不似以前多如僧寺之占有山林名胜，而山长之名，仍可推究其遗蜕之迹。书院有窗课，仅是学者作文送山长评阅。薄有膏火，如近代之有奖学金。其时书院之主要贡献，乃在藏书与刻书。如广州学海堂有清经解，江阴南著书院有续经解。其从事校对者，则如今之有工读生。

然书院在当时，仍有其影响。如朱次琦为广州学海堂都讲，复讲学礼山，康有为曾从学。章炳麟在杭州诂经精舍从学于俞樾，吴稚晖亦是南菁书院之学生。

讲中国旧教育制度，应到此为结束。清末废科举，兴学校，为近代中国推行新政一大要项。前代所传各地书院遗址，几乎全改为新式学校。如作者本乡无锡之东林书院，其先改为东林小学，后则改为县立第二高等小学，东林之名，亦不复存。是则唐末以来一千年之书院，其最后命运实不如一僧寺。尚多保留遗址，并迭有兴修。书院本与僧寺为代兴，今则几乎渺无踪影可供人作凭吊。惟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除香港大学外，一切学校，初均沿用书院名称。礼失而求之野，此亦其一例矣。

八

今再综合上述加以回顾，中国历代政府，西周不论，两汉以下，几乎无不注意国家公立教育之建树。然惟两汉太学最为持久，并有成绩。明代国子监已不能相比。其他如唐、宋两代，虽亦曾尽力提倡，而国立教育之被重视，实仅昙花之一现。外此率皆有名无实，未见绩效。在中国教育史上，其真实具影响力者，多在社会私家讲学之一途。战国诸子乃及宋、元、明三代之理学，声光最显，绩效亦大。即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时代之门第与佛门寺院教育，亦不能谓无贡献，此其一。

而且公私教育，常成对立之势。若论中文化渊源，先有周公，后有孔子，此两人厥功最伟。然周公在上，先秦所谓官学，由其创始。孔子在下，先秦百家私学，承其轨辙。两汉太学，以六艺为教，此则作于周公，传之孔子，故汉人并尊周、孔，公私融会，而周公当尤在孔子之上。故《论语》仅列于小学，五经始得立博士，入大学。是即官尊于私之意，直至唐代犹然。自宋以下，周、孔乃改称孔、孟，又以《四书》上驾五经。元、明、清三代取士，均先《四书》，后五经，是为私家学上驾王官学一确切之明证。此其二。

中国人常称政统与道统。尊政统则主以政治领导学术，尊道统则主以学术领导政治。自东汉之衰，以政治领导学术之信心破毁无存。下及南北朝之宋代，其时国立太学，分玄、史、文、儒四学，玄居最先，儒列最后，则周、孔经学已屈在老庄道家言之下。此实已见道统尊于政统之意向，盖其时视老庄为得道统之正，而周、孔则似居政统之列。唐代兼崇道佛，佛教东来，本有沙门不拜王者之说。唐代帝王则奉僧侣为国师，帝王转拜沙门。太学所讲虽是儒学，然儒属政，佛属道，儒不如佛，已成一时公见。唐人考试，本分经义与诗赋两项，然明经出身远不如进士。进士考诗赋，则时人之视诗文学亦犹占儒学之上。唐人又崇老子，与汉人不同。汉人崇黄老，其着眼点在政治。魏、晋以下崇老庄玄学，其着眼点不在政治，纯在玄学论道，其价值乃超出儒家周、孔经学崇政之上。唐人承此意而来。是则此一时期已成为道统高出政统之时期。道、释出世法被视为乃道统所在。周、孔经学，乃入世法，仅当领导政治，不能为人生作领导。故其时僧人道士皆得称师，而儒家转不敢自称师。韩愈在太学掌教，则仅是一学官。乃为《师说》，挺身以师道自任，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然韩愈亦仅为一古文师。其自称：“好古之文，乃好古之道。”斯则韩愈亦未脱当时人重视《文选》之意见，乃提倡古文，仍欲导人由文入道。又为《原道篇》，竭论道在周、孔，不在老、释。此论乃上承旧传，下开宋、元理学之先声。要之，唐人群认老、释始是道，文、儒则皆出其下。考试以文为准，学校以儒为教，此则皆在政统一边，而政统则居道统下。故韩愈之论，实际终不得大行于世。此其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