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第三帝国的生活：一九三三－一九三七年（第11/25页）

还有亚琛技术学院的咸廉·缨勒教授，他在一本叫做《犹太人和科学》（《JewryandScience》的书里认为，有着一个要玷污科学从而毁灭文明的遍及全世界的犹太人阴谋。在他看来，发明相对论的爱因斯但，是头号恶棍。现代物理学有很大部分是以爱因斯坦理论作为基础的，但这个理论却被这个奇怪的纳粹教授认为是，「从头到尾都是旨在改变由大地产生的、鲜血结合的生命体的现实世界——就是非犹太世界，把它变成为光谱式的抽象东西，一切人种和民族的差别，一切种族的内在限度，都在非现实中丧失了；只有一种几何学次元的非实体的多样性还存在着，由于它的不敬神而服从法则的强制力而产生一切事物」。缪勒教授说，全世界在爱因斯但出版相对论时对他的赞扬，实际上只是对「犹太人统治世界局面的来临、迫使德国人无可挽回地和永远地沦为无生气的奴隶地位」表示高兴。

柏林大学的路德维希·皮勃贝克教授认为，爱因斯坦是「一个外来的江湖术士」。甚至莱纳德教授也认为，「这个犹太人显然不了解真理——在这方面，他同仔细而认真地追求真理的亚利安科学研究者成了显明对照——因此，犹太物理学是一种幻觉，是德国基本物理学的一种退化现象」。

然而，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三一年，有十位德国犹太人因为对科学有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奖金。

在第二帝国时期，大学教授们，像新教牧师们一样，曾盲目地支持保守政府和它的扩张主义目标。讲堂成了培养有毒的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温床。魏玛共和国曾坚持学术要有完全的自由，这种情况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极大多数大学教师由于反自由主义、反民主、反犹而帮忙破坏了这个民主政体。大多数教授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希望德国保守的君主政体复辟。虽然其中许多人在一九三三年以前还认为纳粹过于嚣张残暴，因而不愿归顺，但是他们的宣教却为纳粹主义的到来准备了条件。到一九三二年的时候，大部分学生看来都醉心于希特勒了。

有些人觉得奇怪，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大学教师在一九三三年后对高等教育的纳粹化表示了顺从。虽然按官方数字，在这个政权的头五年中被解雇的教授和讲师有二千八百人，约占全部人数的一/四；但是，由于反对国家社会主义而失去职位的教师的比例，却如一九三三年被马尔堡大学解雇的威廉·罗普克教授所说的，「非常之小」。虽然人数不多，其中却有德国学术界的知名人士：卡尔·雅斯伯斯、E·I·古姆贝尔、西奥多·利特、卡尔·巴尔特、尤利乌斯·埃平豪斯等十余人。其中大多数人都移居国外了，先是到瑞士、荷兰和英国，最后到了美国。其中有一人，即逃到捷克斯洛伐克的西奥多·莱辛教授，遭到了纳粹暴徒的盯梢，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三十一日在马里安巴德被杀害。

然而，极大多数教授仍然留任，而且早在一九三三年秋天，就有其中的大约九百六十人，在外科医生沙尔勃鲁赫教授、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和艺术史学家平德尔这种名人的带头下，公开宣誓支持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罗普克教授后来写道，「这是一幕使德国学术界的光荣历史蒙受污辱的出卖灵魂的景象」。尤利乌斯·埃平豪斯教授在一九四五年不堪回首他说，「德国各大学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没有能够以它们的全力来公开反对摧毁学术和民主的国家。它们没有能够使自由和正义的烽火在暴政的黑夜里燃烧」。这种错误的代价是巨大的。在经过了六年的纳粹化以后，大学生的数目减少了一半以上，从十二万七千九百二十人减少到五万八千三百二十五人。为德国培养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各理工学院的入学人数减少得更多，从二万零四百七十四人减少到九千五百五十四人。学术水平大为下降。到一九三七年时，不仅科学和工程界的青年感到缺乏，他们的水平也下降了。远在战争爆发以前很久，正在起劲地帮助纳粹重整军备的化学工业，就曾通过它的喉舌《化学工业》抱怨说，德国正在丧失它在化学方面的领先地位。它抱怨说，不仅国民经济，而且国防本身也在受到危害，它并认为青年科学家人数的不足和才能的平庸是由于各理工学院质量的低下所造成的。后来的结果表明，纳粹德国的损失，对自由世界来说是有利益的，特别是在制造第一颗原子弹的竞赛上。以希姆莱为首的纳粹领袖们的活动怎样起了妨碍原子能计划的作用的故事，因为经过太长，牵涉大广，本书只好割爱了。美国能够发明原子弹，多亏两个由于种族关系而被纳粹独裁政权和法西斯独裁政权驱逐出来的人：来自德国的爱因斯坦和来自意大利的菲尔米，这真是命运的嘲弄！在阿道夫·希特勒看来，他想用来教育德国青年，以便他们为他心中的打算服务的，不是他自己早年就退学的公立学校，而是希特勒青年团的各种组织。在纳粹党夺取政权的时期，希特勒青年团运动还没有十分开展。在一九三二年，就是共和国的最后一年，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的全部人数还只有十万七千九百五十六人，而属于德国青年团体全国委员会领导下面的各种组织的青年则有一○○○万人左右。当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曾有过像共和国德国那样生气勃勃和人数众多的青年运动。希特勒意识到这一点，决心把它接管过去而加以纳粹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