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第三帝国的生活：一九三三－一九三七年（第9/25页）

电台和电影也很快被利用来为纳粹政权的宣传服务。戈培尔一直认为广播（电视当时还没有问世）是现代社会的主要宣传工具。通过他的宣传部的广播司和德国广播协会，他完全控制了广播事业，使它适合自己的目的。他的任务所以比较容易实现，是因为在德国，像在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广播事业是由国家所拥有和经营的垄断事业。一九三三年纳粹政府一上台，国家广播公司就自然落在它的手中。

电影仍在私人公司手中，但是宣传部和德国电影协会控制了这个企业的每一个方面。用一篇官方评论的话说，它们的任务是「使电影业脱出自由主义的营利思想的范围——从而使它能够接受它在国家社会主义国家里必须履行的那些任务」。

结果是德国人民受罪，只能听到和看到同他们的报纸和期刊的内容同样空虚和令人生厌的广播节目和电影。德国的观众，向来是默默顺从别人告诉他们应该看些什么的，但是即使是这样好说话的观众也发生反抗了。纳粹电影上映时门可罗雀，而经戈培尔许可在德国放映的少数外国影片（多半是乙级好莱坞影片）则门庭若市。在三十年代中期有一个时期，德国影片老是遭到嘘声，以致于内政部长威廉·弗立克对「电影观众的叛逆行为」发出严厉警告。广播节目也遭到了群众极不客气的批评，德国广播协会主席霍尔斯特·德莱斯勒一安德莱斯说这种吹毛求疵是「对德国文化的侮辱」，不能予以容忍。在三十年代的那些日子里，德国听众仍可收听许多外国电台的广播，而不致像战争爆发以后的时期里那样会有丧失生命的危险。或许有很多人曾收听外国广播，虽然本观察家的印象是，随着一年一年地过去，戈培尔博士证明了他的看法是对的，即广播变成了这个政权的远远超出其他一切的最有效的宣传工具，在改造德国人民，使他们适合希特勒目标这一点上，比任何别的宣传工具都起着更大的作用。

我本人不久就有这种体会：在一个极权国家里，一个人是多么容易听信说假话的和受检查的报刊和广播啊。虽然我不像大多数德国人，我每天可以看到外国报纸，特别是出版后第二天就到达的伦敦、巴黎和苏黎世的报纸，我经常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和其他外国广播，但是由于职务关系，我每天必须花许多小时浏览德国报刊，收听德国广播，同纳粹官员们谈话，到党的集会上去旁听。我惊奇地而且往往是大吃一惊地发现，尽管我有很多机会知道事实真相，尽管我根本就不信任从纳粹方面来的消息，但是多年来一再听到捏造的和歪曲真相的报导，自会使人留下一种印象而常常受其迷惑。凡是没有在极权国家里住过多年的人，就不可能想象，要避免一个政权的不断的有用意的宣传的可怕影响，有多么困难，在一个德国家庭里，或者在办公室里，或者有时候在一家饭馆里、啤酒馆里、咖啡馆里，跟一个陌生人的偶然交谈中，我常常会从看来是受过教育的和明白事理的人的嘴里听到最蛮横武断的主张。显然，他们是在重复他们从广播中听到的或者从报纸上看到的荒唐意见。有时候听到这种胡说八道忍不住也照样要说说自己的意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会看到一种极为怀疑的眼色，一种默然震惊的神情，好像你亵读了上帝一样，于是你就会了解到，想要跟一个头脑已经变了样的人接触，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他认为凡事就是像希特勒和戈培尔悍然不顾事实地所说的那样。



四 第三帝国的教育

一九三四年四月三十日，伯尔尼哈德·卢斯特被任命为科学、教育与人民文化部部长。卢斯特是冲锋队的大队长，一度担任过汉诺威党领袖，是个纳粹党员，又是希特勒自从二十年代初期以来的朋友。在国家社会主义奇怪颠倒的世界里，卢斯特是极为适当的人选。他原是个小地方的失业教员，在一九三○年因有思想不稳定的表现而被共和国时代的汉诺威当局解雇。他的狂热的纳粹主义思想可能是被撤职的部分原因，因为卢斯特博士宣传纳粹思想像戈培尔那样热心，像罗森堡那样胡涂。在一九三三年二月被任命为普鲁士科学、艺术与教育部部长后，他曾夸口在一夜之间「使学校不再成为一个玩弄学术的机构」。

这样一个没有脑筋的人现在获得了控制德国科学、公立学校、高等教育机构和青年组织的独裁大权，因为第三帝国的教育，按照希特勒的规定，并不限于在拥挤的课堂里进行，而且要在各级青年团体中进行斯巴达式的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大学和理工学院里只能吸收很少数的人，因此这种教育不是顶点，顶点是在十八岁时先参加强迫劳动服役，然后应征入伍在武装部队里服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