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14 戒指与故人（第10/11页）

亲爱的特蕾莎，我希望您不会介意这封陌生的来信——虽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并不是一个陌生人。我的名字是莉娜·桑兹，我是您的朋友莫妮可·黎塞留的女儿……

我看着贝尔夫人，她浅蓝色的眼睛闪着泪花，然后我把视线又转回信上。

我知道，您和我的母亲是多年前在阿维尼翁的朋友。我知道，您得知我母亲被转去了集中营。我知道，战后您一直在搜寻她，结果发现她曾经去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我也知道您以为她死了——合理的推论。我写这封信就是想告诉您，我的存在就是个证明，我的母亲当年活了下来。

“你是对的，”我听到贝尔夫人喃喃道，“你是对的，菲比……”

特蕾莎，我希望您最后能够了解当年我母亲发生了什么事。我之所以能够这样写信给您，是因为您的朋友菲比·斯威夫特，联系上了我母亲一生的朋友米利亚姆·丽普兹卡，米利亚姆今天早些时候给我打了电话。

“你是怎么联系上米利亚姆的？”贝尔夫人问道，“这怎么可能？我不明白。”

于是我告诉了贝尔夫人我在一个鸵鸟皮包里发现的那张音乐会的节目单。她盯着我，目瞪口呆。“菲比，”过了一会儿，她轻声说道，“不久之前，我告诉你，我不相信上帝。现在我觉得我信了。”

我再次看向信纸。

我的母亲很少提起她在阿维尼翁的生活——回忆总是太痛苦了。但是无论何时她提起这段日子，特蕾莎，您的名字总会出现。她满怀感情地讲起你。她记得，在她躲藏的日子里，你帮助过她。她说，您是她的好朋友。

我看着贝尔夫人。她一边看着窗外，一边在摇头，显然在她的脑海中正温习这封信。我看到一滴眼泪沿着她的面颊滑落。

我的母亲1987年去世，享年58岁。我曾经和她说过，我觉得她的人生不应该这么短。她说正相反，她觉得这43年是她最棒的意外收获。

米利亚姆曾在电话中向我回忆了当年的那个事件，莫妮可被一个女警卫拉走。

这个女人——人们称她为“野兽”——把我的母亲放在下一轮“甄选”的名单上。但是在指定的那天，我的母亲和其他人一起待在卡车后厢，等着被带去——我几乎打不出这些字——火葬场。这时她被一个年轻的纳粹守卫认出来了。那个守卫为她作过入营登记，当时他听到母亲讲一口纯正的德语，便问她从哪里过来。母亲回答道：“曼海姆。”他笑了，说他也是从曼海姆过来的。后来每当他看见我母亲，总是会和她聊起那个城市。那天早晨当他看见她坐在卡车上的时候，他告诉司机这里有个错误，要求我母亲下车。母亲总是和我说起那一天——1944年3月1号——是她的第二个生日。

莉娜的信件接着描述了这个纳粹守卫如何将莫妮可转去集中营的厨房工作，在那里清洁地面。这就意味着她可以在室内工作，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吃到土豆皮，甚至还有一点点肉。她开始保持足够的体力能够生存下来。信中继续说道，几周过后莫妮可成为一个厨房帮工，做一些烹煮事宜。尽管她后来说道，这份工作也很艰难，因为仅有的食材就是土豆、卷心菜、人造黄油和淀粉，有时候有一些意大利腊肠，还有用磨碎的橡子制成的“咖啡”。这份工作她做了三个月。

然后我母亲和另外两个女孩被派去为一些女典狱长在她们的营房里做饭。因为我的母亲在双胞胎弟弟出生后不得不学会做饭，因此她的厨艺不错。典狱长喜欢她做的土豆煎饼、德国泡菜和夹馅儿点心。这份成功保证了母亲的生存。她过去常说，她母亲教会她的东西救了她的性命。

现在我明白了米利亚姆的评论，她说莫妮可的母亲传授给了她女儿真正的礼物。我把信翻过一面。

1944年的冬天，随着苏联人从东边靠近，奥斯维辛集中营被疏散了。那些还能够站着的囚徒被迫步行穿越雪地，去往德国内陆的其他集中营。这是死亡的行军，任何倒下或是停下休息的囚徒都会被击毙。在走了10天之后，两万名囚徒到达了贝尔根——我的母亲也在其中。她说，那也是人间地狱，基本上没有食物，同时成千上万的囚徒感染了斑疹伤寒。女子管弦乐队也被派去了那里，因此我的母亲才又看见了米利亚姆。5月的时候，贝尔根解放了。米利亚姆和她的母亲还有妹妹团聚，不久之后她们移居到有亲戚在的加拿大。我的母亲在一个流民营待了8个月，等待她的父母和弟弟们的消息。最后她得到几乎令她发狂的结果，他们都没有活下来。但是通过红十字会，她的叔叔联系上了她，为她在加利福尼亚提供了一个家。所以我的母亲就过来了，在1946年3月来到帕萨迪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