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黑暗时刻（第21/25页）

伍诚仁的第四十九师，是国民党中央军的主力部队，装备精良。红三十军虽然是一个军，但是经过缩编实际上只有两个师，且装备很差。为了取得战斗的胜利，程世才和李先念最后决定，将仅有的两个师的大部分主力部署在增援之敌的必经之路上打伏击。

第二天上午，伏击部队进入隐蔽地点。整整等了一个昼夜，官兵们不能睡觉不能吃饭，在饥饿和困倦中一分一秒地坚持着。当终于看见了增援敌人的先头部队时，红军官兵几乎喊了起来：“敌人来了！敌人来了！”

八月三十一日中午时分，伏击战打响了。为了把敌人全部引进伏击圈，红军派出了一支小部队节节抗击，同时对大戒寺的守敌再次发动了猛烈进攻，令大戒寺的守敌不断要求主力部队迅速增援。伍诚仁师长终于火了，命令所有的部队，包括后卫，向大戒寺全速前进。

下午三点，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进入了红军的伏击圈。

这是一场装备悬殊的生死之战。当隐蔽在山林高地上的红军在骤然响起的军号声中潮水般地冲过来时，伍诚仁立即意识到他率部从西安辗转至此迎来的竟是最可怕的结局。沿着包座河东岸，几十里的山路上，到处是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和拼刺刀的厮杀声。枪弹横飞，硝烟弥漫，伍诚仁拿着望远镜却什么也看不清。红军铺天盖地的号声和喊声令伍诚仁身边的参谋大惊失色，他向师长保证说红军的兵力至少有几万人。红军官兵在向敌人出击的那一瞬间完全忘记了饥饿与疲惫，他们奋不顾身地把第四十九师的增援部队截成了互不联系的三截。

被分成了数股的国民党军利用树林、岩石和河岸边的土坎作为掩护拼命阻击。敌人的大炮和机枪火力很猛烈，而红军官兵的手榴弹大多是自制的马尾弹，杀伤力不够，于是他们挥着大刀直接向敌群冲去。最后的时刻，红三十军军、师、团的预备队，军部的通信连、警卫连和机关干部、宣传队队员，甚至炊事员和饲养员全部投入了搏斗，军长程世才和政委李先念也到达了最前沿。

混乱中，伍诚仁的指挥部遭到了攻击，他不得不带领警卫队进行反击。结果这一次他的胳膊被打断了。他的一个团长和一个副团长被红军包围后，无论如何不肯向红军投降，当红军官兵举着大刀冲到眼前的时候，这个团长竟和副团长抱在一起跳进汹涌的包座河自杀了。第四十九师投降的士兵跪成了一片，受伤的师长伍诚仁也终于被红军按倒在地。红军官兵把他押到了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面前。郑维山立即命令把他押到军部去。押解的路上大雨狂暴，伍诚仁拖着自己断成了两截的胳膊趁机跳进了包座河——他最后竟得以活着逃脱。

与红三十军同时打响战斗的还有第四军。第四军负责攻击包座河下游的求吉寺。在这里防守的是胡宗南的补充第一旅第一团。负责主攻的十师官兵在攻占了外围要点之后，突入了寺院。补充第一旅第一团团长康庄亲自督战，指挥机枪向冲过来的红军扫射。一批红军官兵伤亡了，又一批再次冲进去，数进数出，求吉寺院门口和院子里血流成河。最后，康庄亲自率领敢死队趁红军喘息之时发动了反击。

仗打到这个程度，第四军军长许世友沉不住气了，他看了看身边的十师师长王友钧，年轻的红军师长立刻明白了军长的意思。王友钧从一名战士手中夺过一挺机枪，冲上战场，机枪横着扫射了过去。在敌人出现退却迹象的时候，他从身后拔出了那柄寒光凛冽的大刀，吼了一声：“交通队，跟我上！”交通队是王友钧师长的一张王牌，官兵个个配备一支德国造的二十响驳壳枪，外加一柄锋利的大刀。驳壳枪一响，敌人倒了一片，然后大刀如林朝着敌人挥了过去。

许世友大叫：“还是大刀片厉害！”

交通队的李德生班长跟随着王友钧，一边砍杀敌人，一面保护着师长的安全。冲进寺院后，他们沿着寺院的台阶一层层地往上打，打到最高一层的时候，敌人的一个机枪火力点封锁了红军的冲击路线。王友钧把机枪架在一名战士的肩膀上射击，硬是把敌人的火力压了下去，然后交通队的官兵向最后残余的敌人发动了猛攻。

李德生刚想往上冲，突然发现身边的王友钧杀声顿止。扭头一看，师长已经倒在了寺院的台阶上。

李德生抱起他的师长，王友钧的脸已被鲜血染红：一粒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

王友钧，湖北广济人，十九岁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在鄂豫皖根据地参加了四次反“围剿”作战，后随红四方面军转战至川陕根据地，牺牲时年仅二十四岁。

十师的红军官兵怒吼着向敌人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