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程（第18/30页）

我能记录的安吉拉的情况有很多，却单单记下了她“反教权”的态度。这是对抽象知识的证实。我感到激动，因为这正是我之前期望找到的东西。

战后欧洲人的流亡是我错过的一个主题。还有一个错过和它相关。

安吉拉从哈丁夫妇那里接手工作后不久，某个周六下午她带我去了一个房间，说给我看“一些东西”。看她的表现，这“东西”似乎是她刚发现的，是被解雇的哈丁夫妇应该负责的东西。虽然这不会是真的：安吉拉在这栋楼里住了有段时间了。

她带我去了三楼或者四楼的一个房间。这房间大而暗，比我的大多了。窗帘紧闭，房间里散发出尘土、尿液、经久不洗的衣服以及经久不洗的衰老身体的气味。仿佛这气味就挂在房间的黑暗中，仿佛黑暗是这气味的表达。有个老人躺在床上，他是气味的来源。有一根拐杖平放在床上。安吉拉对床上的人说：“我带人来看你了。”

他恍若未闻，开玩笑地拿起床上的拐杖掀起安吉拉的裙子，逗得安吉拉笑起来。她让我看个老人和他怪异的调情癖好；这是我的理解。她没有告诉我老人的其他情况，我也没问。现在我才萌生了疑问。他是不是战前就住到这里了，那时休息室还是休息室，餐厅也许是个真正的餐厅？战时他一直待在这里，然后老得搬不走了吗？之前哈丁夫妇给他送食物，现在由安吉拉代劳？他完全依赖这里的经营者吗？

我觉得他八十岁左右（虽然十八岁的我判断不出人的年龄），这意味着他出生于一八七○年。他出生在狄更斯逝世那年，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①出生那年，普鲁士人打败法国人那年。换个角度来看，是莫罕达斯·甘地出生一年后。他年轻的时候可能认识可以忆及十九世纪初期的人；他可能活在那些刚经历了印度叛乱②的人中间。如今在两次破坏性的战争之后，在甘地和尼赫鲁之后，他在伦敦维多利亚时代建的一栋大宅子里终了人生。如今这栋逃过战火的楼房对住户来说太大；黑暗房间里的老人对现在的住户而言是陌生人。这栋楼房引来一批新住户——我、其他亚洲人、安吉拉和其他地中海人，这些人仍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后来我又见过这个老人。那次他拖着脚在楼梯上走，脸上有一种古怪又有点好笑的不安。这一定是他脸上的肌肉长期维持某种状态而导致的；仿佛他的脸随着年龄轻微地抽动。他没认出我来，脸上保持着笑容。他专注于台阶，他要走很长一段路到大厅，然后到街上。那是夏季，八月末，但是他穿着大衣。大衣是深蓝色的，看上去很重，也许是以前定做的。他个子高，用来保暖的外套仿佛压得肩膀不堪重负。他拄着拐杖，身上的气味萦绕着他。我觉得他是要出门去散会儿步，这需要他准备很久。

有人来探望他吗？他的收入从哪儿来？我从未问起过。牛津大学第一学期结束后，我在圣诞节期间回到这里，也从未问起这个老人。安吉拉从没说起他。之后我从未见过他。我觉得在我那次看见他穿着厚重的蓝外套下楼梯后的这段时间，差不多十二周，他在某天死去了。我需要寻找过去，而这个人是一条线索，对我而言如此珍贵。但是我没有问起这个老人。

①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1870－1945），英国诗人、作家和翻译家，曾是英国文豪王尔德的恋人。

②指1857年到1858年在印度北部和中部，英属东印度公司服役的印度士兵发动的反对英国统治的民族起义，英国人则称其为印军哗变或印度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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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不光是我当时太稚嫩，不知道该写什么。主要还是因为我所受的教育（其中最有“文化”、最美好的一部分）赋予我一个想法：作家是拥有细腻情感的人，记录或者展现内心的成长变化。于是，虽然看似荒唐，我在特立尼达岛被传输了十九世纪末美学运动和布鲁姆斯伯里①的观念，从帝国、财富和帝国安全中滋生的观念。成为那种我理解中的作家，我需要虚伪，需要假装自己是别人，是另一种背景孕育的人。通过把出身于殖民地的印度人的自我隐藏在写作者的人格之下，我损害了素材也损害了自我。

为了提出问题，为了让真正的创作好奇心保持活跃（创造力，而不是对过耳即忘的绯闻那种心不在焉的好奇心），有必要梳理一下我已经掌握的知识。一九五○年，我的知识仍无章法可循。因为我对作家的有限理解，我觉得所见的一切都理所应当。我觉得自己早就知道，像个聪明的学生。我觉得身为作家，我只需要找到读过的和已知的。很快，写完《狂欢夜》以及哈丁夫妇和安吉拉之后，就没有什么值得记录的了，我只好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