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程（第19/30页）

有的东西很耐用。我带着泛美航空的小笔记本——特立尼达五分店里的廉价货，廉价的带横线的纸夹在一个夹子里，内页夹着信封。我一直带着这个小笔记本，还有那支不可擦铅笔。但第一天过后，纸页上没有记录真正的兴奋事，而是记下了鸡毛蒜皮的小事，虚假的事；可以说本子上什么都没记下；后来被放到一边。铅笔幸存下来，一直在用。写作工具，无论是钢笔还是铅笔，那时候都没有丢弃。那支遇水颜色变亮的不可擦铅笔越来越短，在文学任务之外还用了很久。我用它写信，在书的扉页上写自己的名字。我买了很多《南风》之类的和英国“文化”相关的书，要么是我在特立尼达时就读到过的，要么是老师向那个要去英国当作家的男孩推荐的。

从特立尼达到纽约的长途航班上开始的那种人和作家的分离，最后变得彻底。人和作家都缩小了——多年的准备好像在几周内变得无用。接着，非常缓慢地，人和作家又走到一起。将近五年后——我从牛津大学毕业一年后，当时安吉拉和伯爵府早已淡出我的视野——我才得以摆脱抽象教育带给我的幻想。我一直渴求找到自己作为一个作家需要的素材，五年后突然有一天，我豁然开朗。

我简单而迅速地写下记忆中最平常的事物。我写西班牙港的街道——在那里我度过了部分童年时光，那段岁月我带着对自己家庭生活和居所的安全感与距离感，曾专注地研究过那条街道。在写作过程中，我迅速地理解了。带着这样的理解、这样的自我认同（之前如此艰难，后来变得如此轻易），我的好奇心飞快成长。我做了其他工作，通过这种具体的方式，它轻易地降临，因为它本就唾手可得。我对自己有了明确的认识，我的主题不再是感性或者内心的成长变化，而是我自己的世界，是我置身其中的世界：在我还不知道的时候，我的主题就已经悄然降临，那时我离家两周，来到伯爵府的寄宿房，发现自己在一栋过大的楼房里，身处战后流亡的欧洲人之中。

直到那次顿悟后，我才知道了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是普通人还是作家——两者其实是一样的。简单地说，我是滑稽的还是一本正经的？对于同一个素材，有那么多语调和态度去表现。在思想的浓雾中，我想起了那条街道。突然，几天之内，素材、语调和写作技巧连在了一起，开始齐头并进。

我终于及时获得了第一个灵感。一九五六年，离家六年后，我可以回去了。六年！这符合人们对漂洋过海的旅行的时间想象。出国的确是道别。在特立尼达机场的大家庭送别，虽然很多方面都很传统，但的确暗示了我将展开的旅程的性质。在英国待六年！

如今我频繁出行，旅行变得稀松平常。然而每次回家之旅、每次返英之旅，都在修正上一次的旅行，一个回应覆盖另一个回应。

一九五六年，我直接从英国出发乘汽船回去，为的是体验天气的缓慢变化。我惊喜地意识到起风时没必要戒备，因为风和煦温暖。我体验着船上生活的日常和印刷奢华的菜单，看着工作人员从暖和的黑制服换成了单薄一点的白制服。在大西洋上漂了十三天后，我在清晨的寂静中醒来。十三天来汽船引擎的轰鸣声日夜不绝于耳，此刻四下里一片寂静。

我们停在了巴巴多斯。每个舷窗都框起一幅美艳惊人的图景：蓝天白云，植被郁郁葱葱。这是我第一次回家途中的第一次停留，我暂时像个游客那样欣赏着通过广告宣传被期待的美景。这情况正如孩提时我被教着画下我们岛屿和当地景致并上色，正如西班牙港弗雷迪克街和海事广场的黑白混血小贩卖假古董，正如骑楼地板下方的人行道上摆摊的人为下了摩尔·麦考马克号游船、在镇上逛上一个小时的游客画当地的景色。

我不相信以这种方式观察到的东西。我觉得这是美国杂志中的广告宣传惯用的方式。的确，当和美丽的舷窗图景无关的我们上岸时，这座岛向我展示了它自己。巴巴多斯岛是平坦的，由于甘蔗田和人群而显得破败。虽然人们在这座岛屿上生活、耕种了数百年，这里仍道路狭窄，木房子非常小，仿佛轻轻地坐在平坦的地面上，显得脆弱。岛上到处都是小孩子。

孩子们是黑肤色。不是特立尼达岛上的那种混血肤色；巴巴多斯没有印度人或亚洲人。但在英国待了六年之后，在海上漂了十三天之后，突然遇见这样的巴巴多斯，我觉得眼前的与其说是风景，不如说是清楚地看见了自己和本以为已经埋葬的过去。过去的渺小，渺小的羞耻：它们不是身为作家的我可以轻易承认的。它们是写《狂欢夜》《安吉拉》和《伦敦生活》的作家以为永远抛在了脑后的事物。我很高兴早晨（与人合搭一辆出租车）的游览结束，我得以回到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