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程（第20/30页）

仿佛船是一个庇护所。第二天早上船把我带回我自己的那座岛。上岸后，我发现一切都缩小了，和巴巴多斯一个尺寸。但是比巴巴多斯更沉重的是，我看到的鲜少是风景，而是个人旧痛。六年前（在那个年纪，成年人的六年可以算是半辈子），西班牙港的一切都染上了告别的光华：弧形街道，木屋，大叶子树，低矮的商店，北部山岭在清晨和下午的光线中一成不变的风景。一切都染上了离开的兴奋，以及长途旅行去胜地的兴奋：纽约、南安普顿、伦敦和牛津。一切都染上了写作生涯和大都会生活的希望和幻想。如今时隔六年，我想到曾被抛下的生活正等待着我。它缩小了，我觉得自己也随之缩小。

我已经开始了写作生涯。但是我写的两本书都还没出版；我看不到前方的路，看不到其他的书。六年前，我只是个男孩，追随着梦想，没有背负什么责任。如今我父亲已去世，留下了债务和家庭责任。但是我没有办法帮助任何人，我连自己都很难扶持。我只有一种新发现的才能。我唯一能做的事，唯一能照顾自己的方式得在英国才能实现，英国也不再是一个充满幻想的国家，而仅仅是一个作家能糊口的地方。我在等待书出版的同时，写电台文稿和新闻。

六周后我离开了。一九五○年带我去英国的奖学金给了我回程船票。第二次去英国的旅费是我自己付的，从我微薄的存款中取出的珍贵钱。我乘另一艘香蕉船离开，经过牙买加。我从金斯顿下船，三天后在安东尼奥港上船。船在港口装运香蕉——记忆中海岸线是绿色的，深绿的植物仿佛在悬于墨绿大海的湖之中。我的心痛起来，因为担心自己的安全以致无法欣赏风景。接着船带我北上，驶向英国冬天正日益变短的白昼。

空荡荡的船航行在冬天翻腾的灰色海面上，我并没有介意这环境。其实我还算喜欢冬天，喜欢这戏剧性，喜欢它和我热带童年的对比。是另一端的不确定性让我不安；知道自己在两端的“地盘”都不一定靠得住也让我不安。没有了奖学金；旅途结束时没有了模糊而温暖的牛津和写作；没有记笔记。没有了安吉拉和伯爵府的住所；没有了带着地铁噪声的大城市中心的感觉。我不再住在宏伟的伯爵府，搬到了基尔伯恩工薪阶级的房子里，那儿灰蒙蒙的几乎泛黑。我住在一套两居室的公寓里，和其他人共用厕所和浴室。

船上有一个英国酿酒商，魁梧的老人。我知道他是酿酒的，因为听到他对别人说起。当他在香蕉船上的小图书馆借书时，我也听到他向事务长报上名字和头衔。虽然船上就我们几个人，他还是报上了头衔。酿酒商、三四个英国女士、一个牙买加黑白混血儿和我。女士们一起打牌。

若是六年前，我一定会仔细观察酿酒商和那几位女士。但现在不会了。不是因为他们陌生，离我的经历太遥远；而是我已经知道作为作家我要写哪些主题，我不再对纯粹的英国人感兴趣，不再寻求事实去肯定书上的内容，不再寻找那些放在一九五○年我会觉得是大都会的素材的事物。船上有一位女士是英国南安一家供膳寄宿处的管理者。她给了自己一趟加勒比邮轮之旅！我听见她在谈话中用这个词，在她眼中看到这个词，能想见她回去后和朋友们说这个词：体验本身似乎不如她要做的描述重要。这个词的价值对我们两个来说多么不同！虽然我们有可能乘坐了相同的几班法伊夫香蕉船，卡维纳号、戈尔菲托号、卡米尼托号，但我们经历的旅程如此迥异！

四年后，对我而言，一切都改变了：这个世界、我的情绪、我的眼界和大西洋。我回到英国的那个冬天，内心惊惶，于是那四年我拼命写作，完成了一本自认为重要的书。这是一种全新的安全感，一种终于实现了抱负的安全感。在我第一次离开那座岛的十年后，我又一次回去了。

这次我看见的、感受到的一切都带着庆祝的色彩：山丘、散落的棚屋、热浪、电台节目、电台广告、噪音和出租车。这一幅幅风景——连带它的殖民地或假期的主题：海滩、赶集的女人、椰子树、橡胶树、太阳、大叶子树——从我认识它们开始，就是焦虑甚至惊惶和牺牲的风景。塑造了我的那种教育总是像一场竞争，一场赛跑，身在其中的人视失败如毁灭般可怕。我是个孩子的时候，从未感到过自由。如今在一九六○年，在这样的下午，我能开车转转或者悠闲地去吃午饭，换作以前只能埋头看书。在这样的夜晚，我能游览或是聊天，不再为了拿奖学金而被迫学习或背诵至深夜。我抽象的学识便是在如此的代价下获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