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程（第21/30页）

在我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如果说有什么地方正好可以庆祝我的自由，庆祝我成为作家并过着作家的生活，那么非这儿，非这座岛莫属。是这座岛滋养了我的惊惶和抱负，滋养了我最初的幻想。正如一九五六年第一次归来后，我从一处地方走到另一处地方，看到我自幼熟悉的地方缩小，现在我从一处地方走到另一处地方，则带着庆祝的心情，并抹消了我在这里不同时刻因种种原因体验过的恐惧。在遥远的英国，我在书中重建了这景色，书中的景观并没有那么准确或是完整——虽然我假装是那样的；但是现在，因为我的创作加工，我珍视这里本来的模样。

当时，在我取得一定成就、终于告别了某种特殊的恐惧之后，我脱离了和这座岛的关系。因为那之后我再也没有需要特意回岛的愿望了。当我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真的回去时，我发觉自己也没有了恐惧或是庆祝的愿望，我对这座岛的兴趣在一天之内得到了满足，甚至产生了厌倦。早晨到了机场，回家路上我也许为夺目的色彩所震撼，心想愿意待上几天甚至几个星期。但是一天一夜过后，在倒了时差后的第一个黎明，头一眼看到花园中的蜂鸟，我变得坐立不安，盼着离开。

这里的人没有什么好打听的；他们太快地暴露了自己。他们曾经能打动我的强烈的种族情绪，让他们成为简单的人。我孩童时期发展出的对毁灭的恐惧和这种情绪有一定关系：害怕被任何一派，我的一派或者非我的一派吞下或者消灭。

说来奇怪，这地方本身、这座小岛和岛上的人不再能吸引我。但是曾经，这座岛不但唤醒了我对广阔世界的好奇心、对文明和古老的理解，还在我身上施加了焦虑——它给了我作家的世界，给了我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重要主题，还让我变得都市化，不过这种“都市化”和我最初对这个词的理解截然不同，我是指写下《狂欢夜》《伦敦生活》和《安吉拉》的时候。

一九六○年，怀着庆祝自己当上作家的心情（正如我所描述的），我开始写第一本游记。不论从心理上还是地理上，我都是从小小的殖民岛开始写。这本书其实具有使命的性质：我将经过加勒比和南美圭亚那的殖民地，也就是帝国残存的碎片。我很高兴地意识到我是从欧洲出发的宗主国人士。这是我仅有的范本。但我跟他们一样是殖民地人，他们离我很近，我不可能成为那种旅行家。即使我也许具备那种旅行家的教育和文化背景以及探险精神。尤其我意识到自己并不需要向某个宗主国的读者汇报。我想象中游记作家的光鲜，在各殖民地间旅行的殖民地人的紧张和生疏，两者之间产生了冲突，令写作困难重重。旅行结束后，我带着笔记和日记回到伦敦写作，问题仍悬而未决。我以幽默回避，不论在写作还是在生活中，经常用喜剧效果、玩笑和讽刺来掩饰困惑。

为了更多地进行这样的写作，我需要多认识自己。很快我有了这种机会。写完第一本游记不久，我去了印度写第二本。这次从英国出发。印度对英国而言是特殊的，两百年来滋生了不少英国旅行家的游记和小说。我成不了那种行者。我去印度，是去追寻一个非英国人的幻想，一个在印度的印度人所不知道的幻想。我去我的印度祖辈们努力在特立尼达岛上重建的农民的印度，部分意义上也是我成长其中的印度，它像是我脑海里未了结的一部分，我们的过去在那里突然中断了。在这场探索中我没有范本；福斯特、阿克利或是吉卜林都帮不上忙。为了在写作上取得进展，我首先需要清楚地认识自己。

所以，我的知识和自我认知是以特立尼达为起点发展的。我度过部分童年的西班牙港街道；我的印度家庭在特立尼达的重建；去加勒比和南美殖民地的旅行；后来去印度的寻根之旅。我的好奇心向各个方向发散。每一次探索、每一本书都增长了我的见识，修正了我之前对自我和世界的认识。

但是作为起点与中心的特立尼达自身无法再留住我。在我心里，它不再和这些事情相连：横穿大西洋，为时两周的海上航行，船上的生活，天气的变化，每隔一个早晨就把钟表拨后一次，海天的色彩，浪花和漩涡，溅起的水花中的彩虹，海豚和飞鱼。一旦进入加勒比水域，夜间就有飞鱼冲着轮船的灯光飞，早上有时会在滑溜溜的甲板上看到它们窒息而死。载客的轮船不再去特立尼达或者周边地区。特立尼达是航空中转站，机场一幅起飞、降落的景象。偶尔，当我向往童年故地时，我的脑海中会浮现真的回家后的情绪，而后马上打消这一念头，因为回家后不过一天我就会感到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