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春藤（第21/34页）

他经常跟我讲起过去。讲收割时节，讲孩子们给田里劳作的父亲送饭，讲牧羊人和山丘上他们的小屋，讲劳工每天有喝不完的啤酒以及如今已被拆毁的劳工小屋曾经有多美。他不掩饰自己的出身，还不时提起，以提醒自己（以及我或者任何听他说话的人）他走了多远。

布雷的父亲当时是做什么的？他说一开始是“园丁长”，传说中十六名园丁的领头人。也许只有这样的人才有权低价买下小屋。但是后来他又说父亲是管家，是司机，有时候甚至是马车夫——在爬满常春藤的老旧谷仓边的棚子里有马车。所以，布雷所谓的“父亲是十六名园丁之首”，有可能只是他将“傲慢”的皮通比下去的方式。

无论父亲在庄园是什么身份，布雷都为他骄傲。他不排斥父亲。但是回忆中父亲在庄园服务的身影会触动布雷，让他痛苦。

他开始跟我讲述有一回村里学校放假期间（现在学校已是人去屋空，只适合居住了）他在庄园工作的经历。这是一段抹不去的回忆，至今仍然让他痛苦。他会告诉我是因为我是个陌生人，因为我能理解并感兴趣。我从一九五○年起进步不小，学会了怎么说话、提问，并且不再像当初在哥伦比亚号轮船上或者寄居伯爵府时那样，仅仅因为自己是作家且生性敏感才期待捕捉到事实。我终于发现，作为一个自幼漂泊在外的异乡人，我开始对别人产生浓厚的兴趣，希望看到他们生活的细节和规律，通过他们的眼睛看这个世界。伴随这种兴趣而来的是，在某个阶段，我会萌生一种感受力——几乎是第六感——捕捉到一个人思想里最重要的东西。

于是，布雷开始说起他假期在庄园干活的一天，这时不巧出了些事情——也许是遇到红灯停下了车，也许是和其他司机发生口角或者相互问好。然后回忆的痛苦压倒了布雷向我讲述的意愿；他在庄园做仆人的时日依旧封存在他心底。也许是他在角色里的顺从让他痛苦，也许他觉得那是对他的天真和孩子气的利用。孩子的经历毕竟有限，容易逆来顺受。甚至一项游戏都能怂恿孩子忍受被虐待的境况，能促使人成为受虐狂。

回想起我自己的过去、我的童年——理解他人境况的唯一办法是通过我们自己、我们的经历和情感去感受——我发现自己常把虐待视为理所应当。我轻易地接受了贫困，习惯了镇上和乡间路上孩子们赤裸着身子乱跑。我并不觉得嘲弄畸形人有何不妥；我们印度家庭与我们农业殖民地的种族体系中展现的等级观念我照样轻易地接受了。

没有人生来是叛逆的。叛逆精神是训练出来的。甚至在我父亲愤懑的鼓励下——对政治、对家庭和雇主的愤懑——我大体接受了我们的家庭生活、种种态度和我们那个岛，这让我日后感到痛心与羞耻。

我的所有冲动中最崇高的当数立志成为作家，这个支配着我的生活的冲动也是最具束缚力，最阴险，某种程度上最具腐蚀力的。因为经过非正规英语之非正规教育的改造，我的志向不再是纯粹的欲望，它使我有了一种关于大脑活动的错误想法。在那种殖民地背景下，最高尚的欲望成了最束手束脚的欲望。为了得偿所愿，我必须摒弃过去的自己。为了成为作家，有必要摆脱我对这个抱负的早期想法，以及不着调的教育使我形成的对作家的理解。

于是过去之于我——作为殖民地的人和作家——充满了羞耻和屈辱。不过身为作家，我能训练自己面对它们。的确，它们成了我的主题。

布雷没有经过这样的训练，没有这样的需要。战前萧条、战争、战后改革和繁荣，这些处在他和他的过去之间。他离过去越远，世界改变越多，他越痛苦。

政治上他是保守派。“你知道我的，”他会说，“我是个穷困潦倒的保守党人。”“明明白白”又“彻彻底底”。他所谓的身为一名保守党人，其实指的是他为自己工作，是个自由人。他对缺乏自由意识的人（比如皮通）以及打工者缺乏敬意。他对庄园的寄生虫没有丝毫敬意，并且憎恶要缴税支持这些人的想法。伴随着这种保守主义以及他对工党和“普通人”的痛恨，他身上洋溢着强烈的拥护共和政体的气息。他的生计仰赖有钱人，他喜欢有钱人古怪的行为并对此评头论足。但同时他憎恨坐劳斯莱斯的人，他恨地产业主、有头衔的人、君主以及一切不用为生计奔走的人。

他痛恨有头有脸的古老家族及其继承者，我想象不到这种恨会在一个英国人身上出现，直到我读了威廉·科贝特②。他的作品反映出一百五十年前的偏见、执拗和激进主义，一种由法国革命（在科贝特生动流畅的行文中仍能真切感受到）滋长出的激进主义，我在其中看到了布雷的影子。一个帝国崛起，一场财富和权力的角逐随之上演。但是布雷的激情令人匪夷所思，它像纯粹的农业社会的激情，只不过关系到庄园、大农场和依附其上的劳工。对布雷而言，假期在庄园“服务”虽然很大程度上根植于他自己的家庭与庄园的联系，还是让他感到痛苦与羞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