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2 内特·弗农（第25/44页）

我吸了一大口手上的百乐门特醇，把双唇变成一个O形，学着我见过的黑白电影里的明星们那样，开合我的下巴，后推我的舌头，几个完美的烟圈就迸出了我的嘴。

一开始，我惊讶于自己如此轻而易举地就做到了。

接着我又有点儿失望，因为只费了那么点儿力气，看上去几乎根本不像是什么临终遗愿。

这有什么意思呢？

既然我已经决定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了，那还干坐着喝酒抽烟又有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要拖着呢？

我上楼走进客卧，抽出那几本出于某种我说不出来的原因而保留下来的旧相簿，端详着母亲成为修女之前的照片。那时候只有她和我，她还没有把耶稣变成她的“丈夫”。

我内心深处的某种本能感到非常遗憾，没有机会向那位老太太说声再见，但我并不想哭，或者其他类似如此哀伤的行为。

我所拥有的照片是相当典型的母子合影，大多是在生日庆祝，圣诞节和复活节晚餐，度假以及类似的场合拍下来的。我肯定一模一样的照片你们都有，只不过你们和你们自己的母亲形象，嵌进照片上我母亲和我所在的地方而已，所以我就不拿那些具体的细节来烦你们了。

我纳闷想念自己的狗胜过想念母亲是不是错了，思忖要不要把那些信从邮政信箱里取回来，随后才记起我没有能开的车——我的卡车还在车道的尽头，撞在树上——我只是一个需要拄拐杖的残疾人，即使在佛蒙特州难得平整的路面上，一次至多只能走上半英里。邮局离这儿有十二三英里。也就是说，直到死我都没法读到母亲给我的临别赠言了。

也好，我心想，因为那多半是些引人内疚的、关于我灵魂的夸夸其谈，假如我不相信她所相信的东西，最后就会下地狱。我笑了，因为我曾经下过地狱，在一条长得像鲍勃·罗斯的玩具贵宾犬的帮助下又活了过来。又或许，地狱就是在你的狗自杀之后独自活下去。

“娘炮。”波西娅这么叫我。

波西娅·凯恩哪是什么女权主义者，居然会用带有性别歧视的词。

可说不定，我在努力解决自己问题的时候确实缺乏男子气概。我感到自己的双颊开始发烫，伴着某种激素诱发的自尊和体面感，至少自杀是一种实际行动，而我什么也没做。

我在药柜里找到了一瓶几乎装满的阿司匹林，一瓶奈奎尔，一瓶过了期的扑热息痛，那是我做物理治疗的时候留下来的，一些通便剂，几片止泻药，还有一点儿美乐士(47)。

在厨房里，我把所有的药片丢进一只酒杯里，把看上去有些奇怪的绿色奈奎尔，倒在五颜六色、拳头大小的药片球上，接着从卧室里拿了一张母亲的照片和一张阿尔贝·加缪的照片。

照片上它笔挺地坐着，一只眼睛闪闪发亮，探头望着日落时分的池塘。池水被暮色照得灿烂辉煌。

母亲正在为她美味的大黄馅饼(48)做自制的饼皮，她俯身靠向一根木制的擀面杖，左脸颊上有一道面粉印，金色的头发松松地向上绾成了一个髻。

回到厨房里，我把两张照片分别放在我那杯但愿能够致命的鸡尾酒两旁。“阿尔贝·加缪，约定了就要遵守。妈妈，这是为了彻底证明你错了，你的上帝是个谎言。”

我把玻璃杯举到唇边，打算尽可能快地把里面的东西全部吞下去，暗自希望许多药片已经溶解了，我不太确定自己究竟在干什么，不知道能不能抬一次手腕，就让这半液体状的绿色混合物落进胃里，再忍住一段时间的呕吐反应，让它们留在那里——不过就在杯沿碰上我的嘴唇之前，厨房的大门砰的一声猛然打开，我失手打碎了杯子。

黏稠的液体和湿答答的药片泼到了桌上，仿佛一场小小的暗绿色海啸，卷满了药片形状的残骸。

波西娅看清了现场，仔细检查我那杯致命鸡尾酒里面的东西：“你在干什么？”

“你在干什么？”我反问道。

“你真的要自杀？真的？”

“这一点我说得还不清楚吗？”

她大步走向我，把手举到头的后面，然后狠狠地掴了我一个耳光，让我的脑袋转了90度。

“浑蛋！”她大喊。

我用手掌摸了摸面颊：“哎哟！”

她更用力地打了我另一边的脸。

“你干什么要这样？”我嚷着，“很痛！请你别再打我了！”

“浑蛋！”她越发高声地尖叫起来，“浑蛋！浑蛋！浑蛋！浑蛋！浑蛋！浑蛋！混……蛋！！！”